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895—1913 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1894 年前，本国的近

代工矿企业总数约 200 家，资本总额 3519.1 万元①；但 1895—1913 年新开设的资本在 10000 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则有 549 家，资本额共达 120，288 万元， 分别为前者的 2.7 倍和 3.4 倍。而且，1895—1900 年和 1905—1910 年，又

明显形成两个高潮。前一阶段共开设 104 家，投资 2302.4 万元，平均每年投

资额不到 400 万元。后一阶段共开设 306 家，投资 7525.5 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 1250 万元，三者分别较前增长了两倍多。②值得注意的是，1894 年前商办企业虽在数量上远超过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的企业，但其资本 722.5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657 页。

万元仅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 20.5％。③而 1894—1913 年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企业 86 家，设立资本 2949.6 万元，仅占同期设立资本总数的 24.5

％。这一事实改变了本国工业资本的面貌。在甲午战争以前，官僚资本占主导地位；从这时起，民族资本远超过官僚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据统计，1894—1913 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速度达 15％。我们固然应当看到其时中国工业起点低的因素，但这个速度仍然是可观的。

从发展部门看，1895—1913 年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中：矿冶（81 家）、纺织（160 家）、金属加工（15 家）、水电（46 家）、食品（125 家）、其他（122 家）。其中，包括纺织、缫丝、织染各部门在内的纺织业设厂数最多，设立资本共 3024.6 万元，也居各行业首位。在纺织业

中，属于官僚资本的企业仅 4 家。所以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最集中和资本实力最雄厚的行业。

在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显著的进展。甲午战争前，除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外，民族资本的轮船业尚无规模可言。进入 20 世纪后，

商办轮船公司接踵而起，局面大为改观。到 1911 年，商办小火轮公司有 561

家，拥有小火轮 978 只。①一些稍具规模的轮船公司也出现了。据 35 家轮船

公司统计，设立资本共约 1160 万元，平均每家 33 万元。这已与矿业投资相当，为数不小。1913 年航运业总资本更达 2000 万元。另据海关登记，1894 年中国轮船为 140 只，共 29410 吨；1912 年增至 897 只，共 95447 吨，计增加 541％和 225％。②

1. 世纪初，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出现了商办铁路的高潮。1903—1910

年全国有 15 个省设立了 18 家商办铁路公司。到 1911 年，共实收股本 7000

多万元，修成铁路 900 公里。③

与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在金融业也取得了进展。这集中表现为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中国私营银行的出现。1906 年在上海开业的信成银行，是第一家私营银行。此外较重要的有浙江兴业银行

（1907 年）、四川银行（1908 年）、裕商银行（1911 年）等。迄 1911 年， 包括官办、官商合办在内，共开设华商银行达 30 家。

从 1902 年起，在全国许多省份先后创办了一批农牧垦殖公司，如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广东钦廉开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等。虽然多数成绩并不显著，但它毕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了。

20 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较甲午战后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 依然举步维艰。

此期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不仅向中国倾销商品而且大量输出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制造，占领中国市场。外资无孔不入，垄断了各个经济部门，不能不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造成巨大压力。上述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是相对于自身低起点而言的，它与其时在华的外国资本相比，则处绝对劣势。据统计，1913 年中国产业资本为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①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985 年版，第 580—89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73、675 页。

③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 1149—1150 页；《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 344 页。

30386.2 万元，其中官僚资本 14887.5 万元，民族资本 15498.7 万元；但同

年外国资本却高达 123709.4 万元，为中国本国资本的 4 倍，民族资本的 8

倍。而在 1894 年外国资本仅为本国资本的 1.5 倍。可见本国资本的相对力量大为削弱，民族资本的处境更加险恶了。①从民族工业的重要部门棉纱业来看，由于外资产品充斥，国产机纱在华南、东北两大市场几无插足之地，前者不足 30％，后者不足 20％。故中国纱厂只能“摭拾洋纱销余市场以自存”。

②帝国主义还利用资金、技术等的优势，极力排挤、兼并民族工业。如盛宣怀

所办三星烟厂，即为“英美烟公司跌价倾轧，尽致亏折”，同行“华商不下二十余厂无不亏累停止”。①1910 年前中国商办纱厂不过 18 家，而至 1908

年竟有 4 家遭外资兼并。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许多民资企业也都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命运。

封建势力的压迫，从根本上说，是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仍居优势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严重束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极端贫穷困苦，社会购买力十分低下，民族工业因之无法扩大所需的市场。在封建制度下，地租率、借贷率和商业利润率都超过工业投资的利润率， 决定了社会资金的流向主要不是近代工矿业，而是土地、商业、高利贷。这又造成了民族工业资金的短缺，从而不能不接受高利贷的盘剥，愈形竭蹶。同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尤其是厘金，也是束缚民族工业发展的一大绳索。光绪初年，厘金总额为 130 余万两，光绪 34 年增至 1776.2 万两，宣统 2 年

预算则骤增至 4318.7 万两。②由于地方官吏上下其手，实际数额超过此数。厘金为祸之烈，无异于竭泽而鱼，所以张謇愤然说：“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③此外，封建官府的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更无处不有，无时无之。

因此，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20 世纪初年，初步壮大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以更加自觉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它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内外压迫，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也愈加鲜明。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并且其时的无产阶级尚处在自在的阶段，鲜明地揭出了这一时代主题并为之奔走呼号的民族资产阶级， 自然是最先进的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正是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发生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也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担心激烈的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还会引起社会秩序大乱，从而危及自身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尽可能温和的形式实现社会变革。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自己最先进的政治代表

——孙中山革命派间存在着差距。一些资本家看不到后者的纲领与策略，正代表着自身根本的利益，而对之持疏离冷淡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此种矛盾的性格，不能不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与格局。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

①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 188 页。

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 466—67 页。

③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 4 卷，第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