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与科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受到有识之士日益猛烈的抨击。龚自珍、魏源都对科举考试禁锢人心的弊端作过激烈的 批判。太平天国则一度废止了清王朝推行的教育制度，代之以适应起义者需要的一套教育铨选体制。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为了培养办洋务的人材，创办了一些与传统官学有所不同的各类洋务学堂，并向欧美派出留学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变化，但因受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束缚与限制，影响不大。

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真正解体，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是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的。康有为等维新派痛斥洋务派标榜的“中体西用”论，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主张效仿欧美教育制度。制定中国的新式学制。他们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在一些省份设立新式学堂。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统计，1895 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堂有 19 所。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长沙设的时务学堂。在“百日维新”中， 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主张，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旧教育的上谕，要求各地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 除了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维新派变革旧教育体制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

经庚子之役后，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1901 年至 1905 年，清廷先后诏令开经济特科、废除八股文、各省设立学堂，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及废除科举制度从学校中选取人才等。“癸卯学制”移植于日本，吸收了许多近代教育的因素，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结束。1905 年废除科举后，学堂得到蓬勃发展。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 年各省有学堂 37888 所，学生 1024988 人。1908 年学堂数达到47995 所，学生数 1300739 人。一年当中学堂增加 26.7％，学生增加 26.9％。

1909 年学生数达到 1626720 人，比上年又增长 25.1％。①

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重要方面。1901 年以前，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数量不多，自费者更是寥若晨星。20 世纪初，由于封建旧教育的衰落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在此以前，留学生主要赴欧美，到 20 世纪初，赴日留学则

成为留学浪潮中的主流。1904 年留日学生达 1300 多人，1906 年激增至 8000 多人。按省籍统计，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多。在全部留学生中，自费生占绝大多数。所学专业包括军事、警察、法政、师范、工业、商业、蚕业、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医药、外语、音乐、美术等， 凡认为有用的新知识，皆在所求之列。清末的留学运动不仅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新知识、新思想，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而且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大批新型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归国后，曾有突出的建树。

然而，清政府实行的教育改革仍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形似而神非，依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体制作了新的改革。孙中山委任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发布

①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9、31、34 页。

《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规定了教育部的机构、官职设置，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其他教育法令，对清末的教育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同年 2 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 作为改革教育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文件中，他提出了实行“五育”的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世界观教育，并批判了清末旧教育倡导的忠君、尊孔，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教育宗旨。随后， 教育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对初小、高小、中学、大学教育的学制、年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该学制废除了清末旧教育的种种不合理规定，真正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宗旨和制度。但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即于 1915 年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布“七项教育要旨”，即“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又公布《复学校祀孔令》、《整饬伦常令》，强化学校的封建教育，企图利用教育阵地为其复辟帝制的活动制造舆论。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行的教育改革遭到了挫折。

20 世纪初，中国的科技界也呈露了新世纪的曙光。这集中表现为我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科学团体和科学研究机构。

1909 年，著名的地理学及地理学教育家张相文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科学学会。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 江苏桃源（今泗阳县）人。自幼研习自然科学，尤精地理学，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寿州阜丰商业学校、两广师范讲习所、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堂等学校任教。他编写的《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1 年）， 是我国自编地理教科书的嚆矢，印行总数在 200 万部以上，影响很大。“教科书”一词，也创行于此时。张相文以其在学界的威望被推为中国地学会会长。参加者还有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共百余人。当时许多地理、地质学专家，如邝荣光、白眉初、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白月恒、徐炳旭等，都被吸收入会。1910 年学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这是一个反映我国近代地理学早期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发表过不少重要的学术论文， 如《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中国大地体之构造与历史》、《钱塘江沿岸之地质》、《中国之生物地理》等，反映出当时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水平。

在地质学研究方面，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于 1913 年在北京成立了地质研究所。研究所设于原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旧址，招收中学毕业生就读，学制三年。这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尽管困难重重，章鸿钊还是竭尽全力支撑。研究所在成立后的 3 年中培养出

22 名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朱庭祐、李捷等。研究所还绘制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等省的地质图，开展了一系列的地质调查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1916 年，由于经费无着，地质研究所被迫停办。

1914 年夏，留美中国学生任鸿雋、赵元任、胡刚复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了

中国科学社。1915 年 1 月，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出版。同年 10 月，学

社制定了会员新章程，当时共有 70 名会员，分属农林，生物、化学、机械， 电气、土木、物理、数学、采矿、冶金等门类。1918 年中国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回国内，会员发展到 600 余名。学社还开办了图书馆、科学仪器公司、博物馆及生物研究所等附设机构。在学社的组织下，会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

研究活动，例如，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翻译外国科学论著，审定科学名词， 制作标本，印刷刊物，参加国际会议等。在国立科学研究院成立前，中国科学社对推动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科学团体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出现表明，近代中国科技移步换形于 20 世纪初年，已开始摆脱传统的旧轨，逐渐转到了现代科技的基点上。但遗憾的是，由于旧中国国衰民穷，社会动荡，我国科技的发展终难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因而也无法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