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戊戌变法的意义

短暂的戊戌变法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在 19 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维新派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其他阶级中寻找同盟者，甚至是依靠对象。当时他们可以选择的同盟者有封建地主阶级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有较多的联系，就自然在这阶级中寻找同盟者，面对劳动群众则采取轻蔑和敌视的态度， 他们鼓吹变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辍耕于垄上”的陈胜式的人物又揭竿而起。而在中国近代，劳动群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体力量，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加，就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也不能使任何有损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获得成功。

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主要是帝党，但是帝党，包括光绪皇帝在内，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和力量，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洋务派，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力量远远超过维新派和帝党，这就决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派在变法理论、策略和措施上的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是康有为写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据梁启超说，这两部书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像“大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 427 卷，第 2 页。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53 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 512 页。

飓风”，像“火山大喷火”①。但是胡思敬却说这两部书“未足倾动士林”②。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是从社会反应的角度说的，后者是从社会接受的角度说的。这两部书刊行后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主要是一片反对的声浪， 接受的人却寥寥无几。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自不必说，就是在维新派和帝党分子中也很少有人接受。著名的维新人士黄遵宪、章太炎、唐才常等都表示不赞成康有为的今文经说和孔教说，连梁启超也不时流露出怀疑情绪。帝党中坚翁同龢说《新学伪经考》是“说经家一野狐也”③。在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他向光绪皇帝说康有为“居心叵测”，他已经不和康往来了。④至于光绪皇帝，虽然大量采纳康有为的变法建议，却诏令禁毁这两部书， 尽管康有为一再申辨说这两部书对变法有利，但光绪不为所动。如果一种理论连自己的同党和同盟者都不能征服，还能让谁信服呢？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之所以缺乏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康有为杂糅西学和今文经学构建起他的变法理论，他宣称古文经都是伪经，今文经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这种说法过于武断，缺乏历史根据。他又用西学来解释今文经说，随意附会，竟把孔子美化为“民主圣人”，十分荒唐。实在说来，康有为的两部书虽然在批判旧学方面发起一场“总攻击”，但未能树立起正确的理论观点。由这两部书所引起的今古文经之争几乎淹没了变法的主题，干扰和阻碍了变法运动。

维新派在变法策略和措施方面的主要错误是“躁进”。戊戌变法不是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每一步骤、每一措施不仅应该有进步意义， 而且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承受，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其中既包括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也包括统治者的适当利益。但是康有为和年轻的光绪皇帝都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急于求成。在短短的 103 天中，光绪竟发出上百道新政诏令，社会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更何况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有配套措施。譬如，废八股，改策论，这使成千上万士子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断送了前程，无怪乎他们中有些人声言要打死康有为。再如裁并衙门， 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这就不能不造成混乱。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太仆寺被裁撤后的情形：“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已拆毁无存。”这位作者又接着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①再看看细小的改革，如修整北京街道，吏役们把街头摆摊的小贩撵得鸡飞狗跳，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变法除了得到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外，一直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反而不断地激起反对的声浪。这恰好给顽固派的政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导致变法失败。

尽管维新派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那个时代前列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变法主张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 2 卷。

③ 《翁文恭公日记》，第 34 卷，第 43 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第 37 卷，第 53 页。

①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 2 卷。

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 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①在慌乱中的光绪皇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地说， 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46—3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