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洋务运动的展开一 创办军事工业

洋务派认定“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所以，他们大力仿照西方设厂制造新式枪炮和兵舰，着意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这构成了早期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和重点。

这一活动肇始于 60 年代初。1861 年，湘军陷安庆，曾国藩在这里设立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炸炮。几个月之后，李鸿章到上海，他很快就着手创办洋炮局，一共 3 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里，以及韩殿甲、丁日昌主持。但是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主持的炮局后来购入很少一部分机器外，基本上采用手工生产，效能很低。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做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只能视为近代军事工业的滥觞。

1864 年，湘军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暂告缓解，洋务派可以腾出手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建立军事工业的活动。他们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近代军事工业由是迅速兴起，1865 年至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兴建了 20 余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军工厂。其中有的规模较大，能够制造枪炮弹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附设炼钢厂。有的规模较小，只能造子弹、火药，且时开时停。下面是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几个军事工业：

（一）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的过程中，发现手工生产效率低，质量也很差。1863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来到安庆，向曾国藩建议购买机器进行生产。曾国藩欣然接受，并派容闳携款赴美选购。李鸿章则主张就近议购， 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方便，而且“进退之权，既仍在我，转移之间，即资应用”。

①1865 年，他派丁日昌访购机器。这年夏天，丁日昌访得上海虹口有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愿意出售。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他以 6 万两白银购下该厂及所存铜、铁、木料等。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以及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沪局”）。1867 年又因虹口地方狭小，洋商麕集，易生事端，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规模也大大扩充了，占地 400 余亩，到 1891 年已有 13 个分厂和一个工程处。

江南制造局的制炮厂炮房

江南制造局的产品主要有五类：一是枪枝弹药。初期只能生产旧式前膛枪。70 年代以后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至 80 年代后期林明敦式后膛枪也落后了，特别是常有走火的毛病，于是开始仿德国新毛瑟枪，研制新枪， 90 年代研制成功沪局自制的快利新枪。弹药的种类很多，并不限于本厂制造的枪炮的规格。火药有黑色火药、栗色火药，1893 年又研制成功最先进的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等。二是大炮。初期仅能生产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7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生产熟铁前膛大炮，90 年代以后又仿制全钢后膛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21 页。

快炮。至 1895 年共生产各式大炮 300 尊左右，主要供南北洋海防和长江沿岸的炮台使用。三是造船。1867 年设立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 1885 年共制造各类轮船十余艘。此后因经费问题停造，专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四是钢铁。1890 年以前，生产所需的钢料、钢管等都要从外洋购进，洋商往往哄抬价格，乘机敲诈。为此，沪局于 1890 年设立炼钢厂，设备购自英国。除炼钢外，还可压轧钢板、钢轴、枪坯、炮坯等。这是近代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熟钢和钢材，迈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步。五是机器。洋务派很重视“制器之器”，力图避免受制于洋人。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大多是供制造之用的工作母机，而非专为军工生产， 沪局因此得以生产各种机器，有车床、刨床、钻床、汽锤、砂轮机、锯床、翻砂机、起重机、汽炉等，还有各种机器零件和工具，除自用外，还有调拨或卖给其它机器局的，亦有售给民间工厂的，开近代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 对工业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金陵制造局

1863 年，淮军联合“常胜军”攻陷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李鸿章迁往苏州，改称苏州炮局。不久，购买了“阿思本舰队”配备的一套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厂，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但机器不全，规模仍然十分有限。1865 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苏州炮局又随之迁往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厂址选定在南京雨花台，1865 年动工建厂，次年 8 月建成。以后曾多次扩建，是清政府举办的军事工业中较重要的一个。

金陵机器局的产品主要是大炮和弹药，80 年代中期曾制造过两艘小轮船。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宁局曾日夜加班，扩大生产，以供前方军需之用，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主持宁局的英国人马格里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经常与总办刘佐禹发生龃龉，甚至私设由 30 名士兵组成的武装卫队，并且拒绝李鸿章解散卫队的命令。他的技术水平很低，他指导下生产出来的大炮质量低劣，1875 年 1 月在大沽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炸 死士兵 5 人，炸伤官兵 13 人。7 月，李鸿章撤销了马格里的职务。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雇用洋匠。

（三）福州船政局

1866 年，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是当时中国人创建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左宗棠很早就关注外国的船舰，极力强调制造轮船对巩固国防的作用。1864 年他曾觅匠用手工生产的方式仿造一艘小轮船，但在西湖试航，行驶缓慢，由是决心引进机器生产。

1866 年 6 月，左宗棠奏请设立船政局，得到批准后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议定自船厂开工之日起，5 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 16 艘， 并负责训练中国的技术人员，合同期满时，后者应具备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能力。随后，日意格、德克碑奉派赴法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这年 9 月，左宗棠调 任陕甘总督，他在离闽前，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要求颁发关防，准其专折奏事。

船政局设于福州马尾罗星塔地方，1866 年冬开始施工，次年 10 月第一批机器运抵，开始设备安装。至 1873 年共建有 14 个厂，形成了一座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厂。又附设船政学堂（也称“求是堂艺局”），培养轮船

和驾驶的技术人员以及技工。

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于 1869 年 6 月下水，至 1874 年第一期合同期

满，共制造各种轮船 15 艘，日意格等法籍技术人员照合同所订悉数撤退，由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接管技术工作。后来闽局又陆续雇用过洋匠，但为数很少，期限也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局的造船技术逐渐有所提高，至 1887 年已能造铁甲船。

（四）天津机器局

为了改变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武装迅速膨胀的局面，清廷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工业。 1866 年，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各种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划。崇厚奉旨后，一面觅雇工匠，购地建厂，一面购买机器。他首先委托英国人密妥士赴英采购机器， 不久又听取了就近采办的建议，在上海、香港等地也购买了一部分机器。1870 年，筹建工作基本完成，自英国购买的机器安置在天津城东贾家沽，是为东局，规模较大；自上海、香港等地购置的机器安置在城南海光寺，是为西局。两局都是天津机器局的一部分。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被派赴法国“道歉”。是年冬，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津局。为了牢牢控制局面，李鸿章从江南制造局调来了沈葆靖总理局务，还换上了不少南方工人。又嫌津局规模过小，先后增设了洋枪厂、枪子厂等，至 1875 年基本完成，生产能力提高了 3 至 4 倍。

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各种枪弹火药，以及地雷水雷等。还制造各种军用器具，如炮车、炮架等。1887 年兴建栗色火药厂：开始制造最新式火药。1891 年又动工建设炼钢厂，1893 年正式投产。

（五）湖北枪炮厂

湖北枪炮厂是张之洞创建的。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主持广东防务。当时沿海各地同时告急，沪、津等局虽日夜加班生产军火，仍供不应求。张之洞不得不向洋商购买，洋商乘机哄抬物价。张之洞颇多感触，认识到“自强之本，以权操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①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张之洞开始了设厂制械的活动。

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筹建中的枪炮厂发生去留问题。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洋务不热心，不愿接办，却积极建议将枪炮厂移往北洋， 由胞弟李鸿章接管，李鸿章立即响应。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对淮系势力过份膨胀十分担忧，有意扶植张之洞，以便与之抗衡，乃暗示张之洞续办枪炮厂。张之洞随即要求枪炮厂移鄂，所需款项仍由粤省垫付。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同批准了张之洞的要求。最后，厂址选在汉阳大别山麓。1893 年全部建成。

湖北枪炮厂的设备最新，规模庞大，能够生产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小口径步枪和新式快炮，以及各种大炮、炮架、弹药等。后来还筹建了无烟火药厂。1894 年 7 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湖北枪炮厂发生火灾，损失约达白银 30万两，至重新修复开工时，战争已基本结束，没有在中日战争中发挥作用。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已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这些企业一般都采

用了机器生产，把大批工人组织在机器周围，实现了生产技术的根本转变，这是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的根本点。马克思说：“手

① 《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 11，第 16 页。

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②新的生产力被引入中国，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军事工业较普遍

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制，各局厂的工人大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他们的工资大体是由技术熟练程度决定的，还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制约。如福州船政局木排工的工资较高，是由于木排工的工资在福州的劳动力市场上高于其它工种。这说明劳动力已具有了商品的特点，不同于封建的从属关系。军事工业的生产已开始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从外洋采办机器物料时，一般都要考虑是否“省费”的问题。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创办时，按照“就近采办”的原则，在上海、香港等地访购机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了购买价可以低于外洋。

军事工业的经费，最初一律采取官办模式，由政府拨给，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和军饷等。产品不是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不计算价格，由清政府调拨给湘淮各军，以及沿江沿海各省使用。但是，70 、80 年代以后， 随着清政府财政困难的加剧，和经费来源的日益拮据，不计成本的现象逐渐有所改变。例如，80 年代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轮船，均需交付船价的一半。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的“岁入”中，也都列有“各省解还奏调军火价”项目，说明各局厂已具有企业独立核算的雏形。

但是，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不完整，仍存在很浓厚的封建性。军事工业出现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在工业领域产生，管理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具有一定开明倾向的地主阶级洋务派身上。这些封建官僚执掌管理大权，必然会把封建的衙门作风带进生产领域。军事工业采用官办模式，每一个厂局就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缺乏作为生产企业的独立性。它上面有总督、巡抚的监督，还要受总理衙门节制。主管各厂局的总办、会办要由政府任命，下设提调、委员、司事等，与厘金局、善后局等行政部门几乎没有区别。衙门化的管理带来了诸多封建弊端：

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由于主管各局厂的大多是既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的政府官员，因此，在主管官员之外，还必须另外设置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如监督、总考工、监工、总工程师、领工，等等。封建官僚还把裙带风带了进来，每个局厂都有一批挂名支薪、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这就使得各局厂的大部分经费要用于开支薪水和工食。如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这类开支每年都要占到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导致添购机器、原材料和燃料的经费减少，生产成本提高而产量下降。

经营管理腐败，贪污浪费严重。进入各局厂的封建官僚按照他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对待企业，视企业为肥己渊薮，各局厂虚报冒领、挪用公款成风。他们又不懂管理，或以钻研八股为主，将进入军事工业视为进一步升迁的跳板；或整日吃喝玩乐，以打盹睡觉打发时光。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极端腐败混乱，生产消耗高而效率低。如江南制造局枪厂生产每支步枪的成本是白银 17.4 两，而同期国外生产的成本仅为 10 两左右。该厂共有员 415 人，每

天只能造枪 5 支，全年共造枪 1500 支，平均每人每年造枪不到 4 支。

生产规模无常，严重违反大生产必须遵循的均衡性原则。军事工业的生产经费由清政府拨给，这使得各局厂无法自主安排生产，难以不断扩大生产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8 页。

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清政府从海关税、厘金中拨付的经费，是按成划拨的， 如江南制造局是从江海关洋税中每年划拨二成，天津机器局是每年从津海、东海两关划拨洋税四成。但是海关税收每年多寡不定，得到的经费也就变化无常。江南制造局自 1874 年至 1895 年间，岁入最高的一年达 90.7 万两，最

低的一年仅为 35.3 万两。有的局厂的经费是固定的，如福州船政局的常年经

费是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 5 万两充作造船费用，最初尚能按月拨给，

1874 年以后开始出现拖欠，一年累积拖欠可达十几万两。拖欠造成的影响与岁入无常是一样的。各局厂只能根据收入情况进行生产，收的多生产的就多， 收的少生产的就少，甚至停工待料。这就势必造成生产无长远规划，严重违反大生产的均衡性原则，助长生产中的腐败落后，难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生产规模。如福州船政局在 70 年代后期曾一度打算仿造新式巡海快船， 限于经费而暂时停止。1887 年因造船规模扩大开始兴造新的船坞，也因经费问题直至 90 年代尚未造成。船坞是船厂的基础，船坞小船厂很难有大的发展。至甲午战争前，船政局的造船工程已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尽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存在种种弊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一种进步现象，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它的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先进，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资本主义因素，为中国的近代工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军事工业的创办，对原材料和运输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又促进了资本主义民用工业的产生。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对于西学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西学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出现又促使新的思想观念即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从而动摇了封建文化的营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