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洋务派

在清政府内部，一部分倡导和推动洋务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 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清朝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在地方上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后者多是在长期镇压农民起义中掌握了地方实权的汉族封疆大吏。湘淮军阀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两大洋务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

曾国藩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人物。早在 1854 年，他就竭力购置洋枪洋炮装备湘军，以镇压太平天国。1860 年后，他奏称：“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①已明确提出了“师夷智”制船炮、开展洋务活动的思想主张。所以，他的洋

务实践也由单纯购买西洋枪炮发展到了仿制西洋船炮的阶段。曾国藩不仅广泛网罗懂科技的专门人才，而且重用和提拔了一大批包括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等在内推进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曾国藩去世较早，所办洋务项目有限，但他在开创风气，培养人材等方面建树颇著，因而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曾国藩由一个著名理学家演变为洋务派，但并未与过去的思想割断联系。理学家忠君卫道，修身养性等陈腐观念和思想作风，仍在他的洋务思想中留下了烙印。例如，“求强求富”讲究“铢积寸累”的方式；办理对外交涉强调“守定和议，绝无改更”，“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的所谓“忠信” 原则，就反映了这一点。前者使之满足于仿制西洋船炮，而缺乏进一步创办近代化工业的宏大魄力；后者则 使之面对外国侵略，终归妥协退让，其洋务思想不能不染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

左宗棠在洋务派首领中独具个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不仅指出英国“包藏祸心”，是个积极的抵抗派、而且主张改造中国的旧式船炮， 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积极拥护者。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洋务思想已十分鲜明。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 英、法、德、俄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以造船为中心，旁及制造枪炮弹药和举办新式学堂。他认为，中国海防师船落后，致启外人轻视之心，因之，“东南要务，以造船为先著”。① 他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名言，力主设立中国新式的造船厂，且谓“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在乎此”。②左宗棠富有爱国激情，在反侵略斗争中卓有建树，此为曾国藩、李鸿章所望尘莫及。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5，第 14 页。

② 《学艺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 页。

① 《同治五年十月初八闽浙总督左宗棠片》，《洋务运动》，第 5 册，第 19 页。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书牍》，卷 8，第 44、60 页。

但他久处西北，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又明显逊于李鸿章。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事业最多，成绩最为显著的洋务派官僚。1862 年他率淮军到上海后，目睹西洋船炮之精良，慨叹不已，以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③由是便以倡导洋务为己任。他曾对人说：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误国。公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

④

70 年代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得到了深化，视野愈形开阔。他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⑤自通商以来，洋货充斥， 利权大量外溢；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又不能禁民间不用，不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由是其洋务活动便超越了仿制西洋船炮的阶段，而进入了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以及举办轮船航运、电报通讯等民用工业更为广阔的新阶段。同时，李鸿章将办洋务与“变法”即内政改革联系起来，强调唯有“稍变成法”，才能出人才，精制造，“转贫弱而为富强”。⑥尽管他的所谓“变法”还仅限于改革科举制度一类具体问题，远未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毕竟反映其洋务思想变得深刻和丰富了。

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认为，在洋务派中，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能尽其实”，而李鸿章则“能见其大”。①所谓“能见其大”，就是具宏观构想。李鸿章说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一句，将“和戎”、“变法” 与洋务联为一体，最能体现其洋务思想的总体架构。但其弱点也集中反映在这里。“外须和戎”，固然包含着为推进洋务事业和内政改革应允许与外国侵略势力作必要妥协，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这一合理的思路；但是，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李鸿章畏敌如虎，“和戎”实成了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代名词。他说，西洋“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即与之抗，“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②李鸿章是战争必败论者，故时人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③李鸿章既无意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又试图在对外退让、屈和的基础上，实现“求强求富”的洋务事业，这是其洋务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洋务活动虽不乏成就，但终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

80 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的势力衰落，洋务集团形成了淮系一枝独秀的局面。清中央统治者慈禧、奕乃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政策，以期牵制淮系势力。张之洞原为清流派健将，以批评朝政著称。1881 年外放山西巡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中法战争爆发后调任两广总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9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第 30 页。

⑤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3，第 43 页。

⑥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54 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 11，第 10 页。

②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 43 页。

③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18 页。

督，在实践中深感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便大力办厂、开矿、筑路、练兵、建立新式学堂，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是接续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的思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付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继者。但是，也应当看到，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别。

二者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强国御侮，但林则徐，魏源等人既是言者， 又是行者，他们大多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实际斗争。而洋务派面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多主委屈求和妥协退让。此其一；林、魏等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不谋私利。林赴戍过镇江，与魏源相见，郑重地将《四洲志》付托， 嘱其继续介绍世界史地以开风气。魏源不负重托，含辛茹苦终在《四洲志》基础上，撰成影响深远的巨著《海国图志》。这感人的事迹，集中反映了他们忍辱负重，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洋务派却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乘机发展个人或集团势力，假公济私，此其二；地主阶级改革派相信“民心可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这是他们思想的可贵之处， 为洋务派所不及。但是，当民族矛盾暂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如林则徐，姚莹都曾奉命驰赴广西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虽然前者中途病逝，未成事实），这一阶级局限性与洋务派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既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林、魏诸人，对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洋务派也应作如是观。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