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戊戌变法和政变一 百日维新

1897 年 11 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从这一事件中敏锐地觉察到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了，他立即从上海赶赴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现在“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上，省括即发，海内惊慌，乱民蠢动”，中国的处境十分危险，“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果皇帝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就有亡国的危险，“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情绪激烈，言词痛切。在这封上书中，他还提出了开国会、立宪法的要求。这封上书递请工部堂官代呈，遭到工部尚书松溎拒绝，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曾为此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1898 年 1 月 24 日，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传询康有为，康有为详细陈述变法意见，并批驳荣禄的守旧言论。次日，翁同龢向光绪皇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诏令康有为可以随时上奏言事，并进呈所著的《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等书籍。

1 月 29 日，康有为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最重要的一书。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他建议：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 12 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①在这些建议中最重要的是设制度局。康有为借鉴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原则，希图将议政和行政分开，按照他的设计，制度局负责“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草定章程，考核至当”，又“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定宪法”②。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 12 局执行。制度局类似议政机构，

法律局等 12 局则是行政机构。

但是制度局在本质上不是三权分立政体下的议政机构。首先，它的成员“参与”（又称“修撰”）不是经过民选的，而是由皇帝亲自擢拔的，他们对皇帝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其次，“参与”没有议决政事的权力，其议事程序是：“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 皇上亲临，折衷一是”③。所谓皇上“折衷一是”，就是由皇帝调和参与的不同意见，并加以裁决。由此可见，制度局不能像西方的议院那样限制君权。

与以前几次上书相比，康有为《第六书》的变法建议要缓和多了。第二、三、四书建议设“议郎”，《第五书》要求开国会，都明显要限制君权，但

《第六书》却不限制君权了，反而要“借君权变法”，“以君权雷厉风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康有为在《答人论议院书》中作了说明。他认为：光绪皇帝是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行新政，以君权治天下能使变法收到速效，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88—192 页。

① 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杰士上书汇录》。

② 参见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日本变政考卷二·按语》；康有为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263 页。

③ 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

而且中国人民智力低下，“皆如童幼婴孩”，不能“自主”，也只能以君权治天下。①光绪皇帝非常重视《第六书》，谕令王大臣讨论如何实施。王大臣请示慈禧太后，慈禧指示“尽管驳议”，于是王大臣逐条驳回康有为的建议。

康有为很失望，便把主要精力放在鼓动群众性变法运动上。4 月，他怂动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政治性团体保国会。在此前后，还成立了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益浓厚。

1. 月，一直阻挠变法的恭亲王奕病死，康有为立即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并亲自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请明定国是疏》，建议光绪皇帝明定国是，立即开始变法。光绪接受建议，于 6 月 11 日颁布由翁同龢草拟的“定国是诏”，其中说：“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②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2. 月 16 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详细陈述了他的意见，并且建议光绪“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

①。即采取慎重、渐进、稳妥的步骤。召见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

章京上行走，并特许他专折奏事。康有为利用这种特殊待遇，不断上书言事， 并进呈所著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变政考》。早在 4 月，康有为已向光绪进呈了一部《日本变政记》，光绪看不大明白，叫他重写一部进呈。于是，康有为又陆续编写陆续进呈了一部《日本变政考》。在这部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著作中，康有为借鉴日本近代变法的历史，并结合中国维新运动的实际，加了许多按语，提出一系列有关变法步骤和政策的建议。光绪发布的变法诏令有很多是根据这些按语拟定的。

在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垦荒、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 成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关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 准许大小官员和普通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挠；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寄生特权，准许他们自谋生计。关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裁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增强海军力量。关于文教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 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 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以上这些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政治方面给予人民（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在文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造旧学、传播西学的措施，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但是变法诏令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没有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

为了推进变法，光绪皇帝还提拔了一批维新人士，罢免了一批顽固分子。

① 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本馆照录》栏。

②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 418 卷，第 15 页。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45 页。

1. 月 3 日，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9 月 4 日，表彰不畏强横、敢于上书的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同时把阻挠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等六人革职。9 月 5 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职小而权力大。9 月 7 日，把名声恶劣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

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令和措施受到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身历其事的罗振玉后来回忆说：变法之事“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 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① 但这些人多是不当政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实权的官员，而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采取拖延手法，直隶总督荣禄、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则置若罔闻。变法运动因此没能取得多少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