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在批判改良主义思想的同时，派遣会员纷纷回到国内，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06 年初，正值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谋举事之际，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到了湖南。他们很快便在萍、浏、醴地区联络会党，宣传革命，积极准备发动起义。12 月 4 日， 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其基础是会党群众，安源煤矿的矿工、贫苦农民和部分防营兵勇也先后纷纷加入。不到 10 天时间，起义队伍便扩充至 3 万多人，形成了浩大的声势。起义军定名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并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宣布其宗旨不仅要推翻清王朝，“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

②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 2 号。

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①这说明，起义是在同盟会纲领的指导下发动的，它与传统的会党举事已有了根本的区别。清政府大为震惊，从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省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起义军浴血奋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失败。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仅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影响，而且

鼓舞了同盟会进一步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心。其时，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进而北出长江，以定中原。在此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07 年 5 月—1908 年 4 月间，孙中山在两广的沿海沿边地区，亲自发动了 6 次武装起义：1907 年 5 月潮州黄冈起义；6 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防城起义； 12 月镇南关起义；1908 年 3 月钦州马笃山起义；4 月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也均告失败，但它们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两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与此同时，光复会也在安徽、浙江发动武装起义。

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捐资为道员，得以分发安徽，借办理巡警学堂，暗中进行革命活动。1907 年初，女革命家秋瑾回到绍兴，则利用自己主持的大通学堂作掩护，积极训练会党，并与徐锡麟约定于 7 月 19 日同

时起义。但 6 月间，清朝当局稍有觉察，开始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怕事泄， 提前行动。7 月 6 日，他乘安徽巡扰恩铭参加学生毕业典礼的机会将其刺杀， 并率学生占领军械局，发动起义。但随即遭清军包围，虽经殊死奋战，终寡不敌众，遂败。徐锡麟被捕，惨遭杀害。

皖省起义既败，秋瑾的活动便暴露了。浙江巡抚张曾敡派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学生埋枪支，销毁名册，即时避开，自己却坚持不走。7 月 14 日，秋瑾被捕。次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时年 31 岁。

受光复会起义的影响，1908 年 11 月，革命志士安庆新军队官熊成基， 又率领马炮两营新军起义，进攻安庆城。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熊成基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主动遣散部队，分头逃避。他本人赴日本， 加入同盟会。后转长春、哈尔滨策划起义，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这些起义的失败，并未使孙中山革命派后退。他们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定将策反的重点由会党转向新军，并把起义的地点改在广州。1910 年2 月—1911 年 4 月，同盟会在这里发动了两次著名的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同盟会会员姚雨平、赵声、倪映典等人的艰苦工作， 至 1909 年底广州新军已有 3000 多人加入了同盟会，约占其总人数的一半。

同盟会遂决定于 1910 年 2 月 24 日起义。但旧历除夕的 2 月 9 日，广州城里发生军警冲突，形势骤变，打乱了起义的原定计划。2 月 12 日，倪映典率新军 3000 余人提前起义。次日晨，倪映典率军攻省城，途中突遇清军，倪中弹牺牲。起义军经顽强抵抗后溃退，起义失败。

黄花冈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干部多灰心丧气。“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①孙中山则相信革命的时机正日趋成熟，他鼓励大家说：“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 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和黄兴决

① 《辛亥革命》，第 2 册，第 477 页。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206 页。

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

1910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同盟主要干部会议，商定具体起义计划。会后，革命党人全力以赴，分头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孙中山亲自在华侨中募捐，并派人购运枪械。1911 年 1 月 18 日，黄兴、赵声在香港

建立统筹部，二人分任正副部长，并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 38 处。黄兴还组织

了一支 800 人的敢死队，以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同时联络了新军与会党。其构想是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与长江各省义军汇师北伐， 推翻清廷。海内外革命志士，群情激昂，争相赴义，准备投入战斗。

统筹部定于 4 月 13 日发难，推赵声为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但

4 月 8 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同时，党人由香港运到广州的炸弹又被清军查获，清朝当局加强了戒备；而起义所需的款项和部分枪械尚未到齐。革命党人只好将起义日期推迟到 4 月 27 日。黄兴先期潜入广州， 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建立起义指挥部。其时广州城内已是风声鹤唳，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防备愈严，形势危急。党人有主张缓期再举者，但黄兴以为不可，决定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合力进攻总督衙门。27 日（阴历 3 月 29 日）下午 4 时，黄兴率敢死队 120 余人，毅然起义。他们臂缠白布，勇猛攻入督署。粤督张鸣岐先已逃往水师行台。黄兴等放火焚督署后复出，途遇大批清军，双方展开激战。革命党人虽重创敌人，但自己也伤亡惨重。黄兴多处受伤，后化装突围，返抵香港，起义失败。此役同盟会牺牲会员 100 多名，其中 72 人的遗骸被收葬于广州东郊黄化岗， 故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使同盟会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但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使清朝统治者尽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有力地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后来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革命党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所以均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深入地去发动、组织民众，尤其是未能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主要依靠会党与新军的力量。会党群众虽然多出身农民，但由于长期游离于农村经济生活之外，实成游民。他们不乏反清斗争的勇气，却缺少纪律性。新军也有部分来自农民，但它毕竟是清政府的统治工具，革命党人对新军也缺乏做长期细致的争取、转化工作。革命党人与会党、新军联络，不等于与农民阶级结盟。而脱离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依赖外部的款项、枪械和军事骨干力量， 在沿边沿海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便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此外，缺乏周密的部署、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是造成历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反清起义的不断失败，在革命派队伍内部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一是部分党人对艰苦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愈无耐心，转而从事暗杀活动。但是， 暗杀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清王朝的统治。此种看似勇敢的个人恐怖活动，实则反映了部分党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铤而走险；

①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50 页。

二是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离心倾向。由于孙中山、黄兴把主要精力用在华南地区发动起义，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1907 年 8 月，部分同盟会员成立了共进会，不仅将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改为“平均人权”，而且在组织上独成系统。原属光复会的陶成璋等人更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并于 1909 年正式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立异。1911 年 7 月，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 抛弃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部总会虽然声称奉东京总部为主体，但实际上独成系统。同盟会内部的此种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况，严重地削弱了革命派的整体力量，对其后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