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反清力量的交汇

立宪派不满意清廷对预备立宪的敷衍，从 1907 年起便开始组织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是年，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乞速宣布年限，期于 3 年，召集国会。” 同时，预备立宪公会也两次致电宪政编查馆，强调时局堪忧，惟速开国会可“使举国之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它要求“决开国会，以 2 年为限。”各省立宪派还发起请开国会的签名活动，并派代表入京呈递签名请愿书。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则在上海共同组织“国会期成会”，以为联络。受其影响，一些督抚和驻外使节也奏请召开国会。对此，清廷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指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阴图煽乱”，将其查禁，并将与它有关系的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以为警戒；另一方面则推出《钦定宪法大纲》等，将立宪派的注意力引向开办各省咨议局。所以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一时沉寂下来。但是，1909 年 10 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既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便不能不卷土重来。他们在 1910 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径将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

1909 年 10 月 1 日江苏咨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即通电各省咨议局，约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11 月，16 省咨议局代表 55 人齐集上海，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1910 年 1 月 16 日，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在北京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代奏。清廷以“国民智识程度”不足为由，加以拒绝。第一次请愿失败。

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们即在北京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致电各省，要求设立分会，发动绅、商、学各界广造声势，准备第二次请愿。同时，黎宗岳等在京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国会请愿的后援组织。梁启超则在日本创力《国风报》，徐佛苏也在京主持《国民公报》，为之制造舆论。6 月 16 日，立宪派组织了 10 个请愿团，向都察院上书。但清廷坚持九年期限， 不容提前：“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①第二次请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立宪派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向资政院、摄政王上书，同时各地咨议局向地方督抚上书，双管齐下。立宪派还在京召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推汤化龙为会长，通过了向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国会的议案。1910 年 10 月 7 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赴摄政王府上书，载沣拒不见。9 日又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上书。资政院接受上书后，于 22 日通过了请速开国会案，并上奏清廷。与此同时，

各地咨议局也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地方请愿活动，促使 18 省督抚将军于 25 日联名致电军机处，请代奏恳求“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

① 《谕旨》，《东方杂志》，第 7 卷第 6 号。

会”。①第三次请愿由于得到了督抚和资政院的支持，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 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 年）召开国会，并立即重定官制，设立内阁。这时，立宪派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请愿已取得一定成效，停止请愿活动；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宣统三年（1911 年）召开国会的原议， 准备再行组织请愿。对此，清廷采取了强硬态度，令将赴京请愿的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宣布禁止请愿。至此，请愿活动走到了尽头。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宣布解散。

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巩固皇权是其既定方针。《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上大权”，就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徙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载沣执政后，没有放松这一既定方针，相反，变本加厉，谋求皇族集权。他上台伊始，便将汉族大臣袁世凯罢免，将其驱逐回河南原籍。接着，载沣又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职，并令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任军咨大臣，实现了集军权于皇室。1911 年 5 月，清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在 13

位内阁大臣中，汉族 4 人，满族 9 人，其中皇族又占 7 人，被人讥为“皇族内阁”。载沣集权于皇族的用心，于是暴露无遗。

立宪派愤懑已极，指斥清廷所为无非“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 实则专制”。①立宪运动宣告完全失败了。

清廷的倒行逆施，促成了各种反清力量在 1910—1911 年的大汇合。

立宪派同样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政治派别。它领导立宪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在本质上与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清廷的预备立宪不同，而与革命派民主共和的主张相通。只是因惧怕革命将引起剧烈的社会震撼和相信清廷尚有可为，所以立宪派主君主立宪的取向。这也是它乐与清廷合作推进立宪运动的政治基础。立宪运动的失败既证明了清廷顽冥不化，无可救药，而革命在事实上已成无可阻挡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心舍去清廷，顺应潮流，投向革命，就是合乎逻辑的了。第三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中除了少数人还想等待清廷成立责任内阁外，大部分的代表即向各省咨议局报告对清廷已无可指望，决心“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②“皇族内阁”成立后，清廷仍一意孤行，拒绝立宪派的最后忠告，少数人对其尚存的一丝温情，自然也消融在愤懑的冰水之中了。立宪派转向革命，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终于汇通了。

与此同时，清廷出卖路权，引起铁路风潮，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把各阶级、阶层的人民推向了反清革命的阵营。

1911 年 5 月，清廷借口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利权出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派他南下强行接收川、粤、鄂、湘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这激起了包括革命党人、立宪派在内的四省各界人民的一致反对，酿成了铁路风潮。湖北、湖南、广东的农工商学各界，纷纷罢工、罢市、罢课，群情激愤。四川的反抗尤烈。6 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达几十万。四川各界人民的保路斗争，由罢工罢课罢市发展为全省的抗捐抗税，最终又

①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 7 卷第 11 号。

① 《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 24 第 14 期。

② 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第 16 页。

在革命党人的引导下，发展成了武装起义。9 月初，川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这成了引发全川武装暴动的导火线。革命党人龙鸣剑等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革命党人吴永珊、王天杰等则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廷急令端方率兵由鄂入川，但全国革命之势已成，清廷顾此失彼。端方尚在西进途中，武昌城头却已高揭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