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响应

武昌成为革命首义之区，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有利的因素。 武汉踞长江中游，为九省通衢之地，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工

商业城市。张之洞长期督鄂，热心洋务，在这里建立了一大批近代化的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设置。因之武汉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较为雄厚。同时，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 又是一支易于接受革命思想的近代化军队。这些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艰苦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则使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得以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共进会，湖北革命党人先后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表现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策反新军， 他们中许多人长期投笔从戎，不惜从下级士兵做起。由于他们的努力，新军有 5000 多人转向革命，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 1/3。①这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1911 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使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清王朝的统治愈加风雨飘摇。它在客观上又为武昌首义提供了良机。

9 月 24 日，共进会和文学社正式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拟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 推定了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和到邻近各省联络策应。湖北革命党人为武昌起义作了较为周密的计划和布署。

这时孙中山正远在海外筹款。黄兴等人虽赞成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但却要求他们等待孙中山筹得巨款和购置大批军械弹药后再行发难。湖北革命党人不同意坐失良机，决计于 10 月 6 日起义。后因准备来不及而延期。

10 月 8 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入医院。沙俄巡捕应声赶来，搜走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次日， 设在武昌小朝街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蒋翊武逃脱，刘尧澂、彭楚藩等被捕。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刘尧澂、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人。同时，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危急，而起义指挥系统又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湖北革命党没有束手待毙，而是积极自行联络，勇敢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10 月 10 日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率领下杀死反动军官，首先发难。数十人直扑楚望台军械库，与内中革命士兵里应外合， 一举占领了楚望台。随后，步兵、炮队、辎重各营和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闻风响应，齐集楚望台，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瑞澂打穿督署后墙，仓皇逃命。经一夜激战，革命军攻克

① 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 1 辑，第 12 页。

督署，占领了武昌，“18 星旗高播于黄鹤楼上，临风飘扬”。①起义取得了胜利。接着，11、12 日，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

10 月 11 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咨议局，商讨组织军政府。大家都认为必须立即结束目前群龙无首的局面，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以号令天下。但这时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均避离武昌，与会者又“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②于是决定与咨议局合作，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争后，到湖北参与编练新军，得张之洞赏识，曾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由管带升至协统。10 月 10 日晚，他亲手枪杀了两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即隐匿在一个参谋的家中。黎并不乐意归顺革命，他是被革命党人搜出，用枪逼着当上都督的，因此沉默、消极。革命党人设军令、参谋两部处理日常军务，尤其是参谋部实为军政府的权力中枢机构。原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民政部长。湖北军政府是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多种政治势力组合的产物。

军政府成立第 2 天，即通电全国，宣告光复。并宣布改专制为共和，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在陆续颁布的文告中，宣布废除厘金等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整顿财政、保护工商业、安定社会秩序、革除社会陋习等政策。同时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临时约法》。这些情况表明，湖北军政府虽是多种政治势力的组合，却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权。

随着革命胜利的形势日趋明朗，黎元洪的态度也由消极变为积极。他不仅剪去了辫子，且表示：“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 与诸君共生死。”①但他同时却开始与汤化龙等立宪派结合，排挤革命党人。汤化龙等人拉笼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居正，于 16 日晚正式通过了一个诡称是同盟会东京总部拟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据此，改组了军政府，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内务、财政、交通、外务、司法、编制、文书七个局，综揽政务。政事部仍由汤化龙任部长，以下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②改组后的军政府，大权集中于都督， 立宪派地位大为上升，而革命党人却失去了实权。这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10 月 25 日，他们凭藉还掌握着的军事力量，推翻了这个条例，重新制定了

《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新条例对都督的权力有所削弱，同时取消政事部，将各局一律改部。在新增的 6 个部部长中，同盟会员占了 3 名。只给汤化龙留下了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革命党人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响应，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陕西两省。10 月 22 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会党、新军在长沙起义，建立了湖南军政府，二人被推为正副都督。湖南独立巩固了武汉革命军的后方，并派遣军队有力支援了武汉的战斗。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钱鼎等也在西安发动起义，并于 25 日组成军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70 页。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 年，第 266 页。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280 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 2 辑，第 170 页。

政府。

10 月 23 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拥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成立九江军政府。31 日，南昌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不久同盟会员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

1. 日，山西新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推举同盟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2. 日，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联络新军标统蔡锷在昆明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蔡锷为都督。

11 月 3 日，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光复会员李燮和等发动工人、防营、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成立上海军政府。陈其美被举为都督。

上海起义的胜利，直接推动了江、浙两省的光复。浙江革命党人攻占杭州。两天后，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由沪返杭任都督。5 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应革命党、立宪派和绅商的要求，也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

4 日，安徽革命党人起义，寿州等皖北各地先后光复。8 日，巡抚朱家宝在咨议局支持下宣布独立，自为都督。

6 日，广西咨议局中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劝说巡抚沈秉坤宣布独立，并推其为都督，推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后非广西籍的沈、王离去，由陆继任都督。

9 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孙道仁率新军起义，众举孙道仁为都督。同日，广东独立，众举同盟会员胡汉民为都督。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内地 18 个省中已有 14 个省举旗独立。革命浪潮激荡全国，也带动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农民起而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抗捐抗税。从武昌起义到 1912 年底，全国农

村较大规模的群众起事达 150 多次，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旧秩序。各省纷纷独立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汇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清王朝的统治四面楚歌，陷于土崩瓦解。

但是，各省独立的进程也暴露出革命党人各自为政，缺乏协调行动、统一指挥的弱点。惟其如此，革命党人也未能随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潮，最终锻炼和形成一个足以驾驭全局的统一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在其后愈加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便不能不削弱了自己的地位。

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立宪派以咨议局为依托，凭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发动各省独立和组织共和新政权，有助于减少阻力，加速革命光复的进程。但是，立宪派转向革命，使革命光复更多地带上了“温和”色彩，减缓了革命震撼的力度，也是应当看到的。不仅如此，立宪派与革命党存在隔阂，在政治上感情上更接近于旧官僚，它日益自觉地与后者携手排挤革命党人把持政权的消极倾向也已显露出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勾结旧军官，在湖南独立后十天便发动兵变，杀害焦达峰、陈作新，夺取政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同时，独立各省几乎无例外地都极力压制工农群众运动，解除民军武装。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脱离最广大的民众。它决定了革命党人不可能取得真正的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