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说与戏曲

“小说界革命”鸦片战争后,传统小说领域呈现出衰落趋势。

中日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小说在传播新思想,启迪民智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成为近代小说由衰转盛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近代都市的繁荣,职业小说家队伍的形成, 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以及新闻印刷事业的发达等,也都是促成20 世纪初年小说繁荣重要的客观因素。

  1.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了专门阐述小说社会作用,鼓吹“小说界革命” 的理论文章。1897 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启》,首发其端;而梁启超于 1903 年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则更具有代表性。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批驳贬斥小说的传统偏见。历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贬斥小说“诲淫诲盗”,“有伤风化”。《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几部优秀小说则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王无生撰《中国三大小说家赞》、《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诸文则指出:这些优秀古典小说皆是有为而作,或“愤政治之压制”,或“痛社会之混浊”,或“哀婚姻之不自由”。小说作者也非潦倒文人,“皆贤人君子”,①是足以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相媲美的艺术大师。他们主张应全然抛弃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把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卑下地位中解放出来,尊为“文学之最上乘”。①

  2. 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界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小说是开发民智的最佳艺术形式,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立宪政治形成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陆绍明的《月月小说发刊词》则谓,预备立宪之诏已下,但多数国民却于民权自由学说瞢然无知。为此,“小说当为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许多文学刊物也都以“小说救国” 立论。这些见解视小说为救国的根本,也存在着过份夸大小说社会功能的偏颇。

  3. 探讨了小说创作的某些原则与方法。许多论者指出,振兴小说既要继承和发扬本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外国文学中的营养。王无生说:“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水浒》、

《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③他们提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借鉴其创作的长处,但同时也指出, 译介内容的选择,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从事。夏曾佑在

《小说原理》中强调,小说不同于科学著作,写的是“肉身之实事”,因此要有艺术虚构,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这便涉及到小说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作的方法论问题。梁启超讲的更具体。他认为,小说创作就是要通过人

① 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 220—223 页。

① 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 228 页。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10),第 6 页。

③ 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 220—222 页。

物事件的生动描写,道人之欲道而未能道,从而把作者对人生世事的理解, 即情感,传达给读者,以情感人。他说:人在生活中,“往往有行之不知, 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渐,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①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的小说四种“神力”:“熏”、“浸”、“刺”、“提”,讲的就是一部好的小说应具备的艺术感染力。他们还看到了小说所以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还在于它通俗易懂。因此,他们十分强调小说语言的通俗性,倡导用白话写通俗小说。

上述新小说理论虽然尚嫌幼稚,但对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促进其创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此为起点,新小说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大潮中的主流。

在新小说理论的推动下,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兼刊文艺的小报,为小说创作开辟了园地。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等正是在此期开始了他们的创作生涯。进入 20 世纪后,专刊小说的刊物大量问世,如《新小说》、

《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形成近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仅 1900—1911 年间创作的小说便在一千种以上。故有人称“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②此期的小说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广泛,使一批成就卓著的小说作家脱颖而出。李伯元、吴趼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少擅制艺诗赋,累试不第,曾在上海编辑《指南报》、《游戏报》等小报。自 1901 年起,致力于小说创作,后创办《绣像小说》。他创作的小说主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等及弹词多种。《官场现形记》是其代表作,写于 1901—1905 年。全书 60 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主题是抨击晚清腐败的吏治。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从军机大臣、尚书,督抚直至知县、典史,虽然职有高低,权有大小,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嗜钱如命,以权敛财。作者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描绘了他们的贪婪、无耻、媚外,及对百姓的残暴,有力地鞭笞了没落的封建制度。小说出版后,风行海内。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又名宝震,广东南海人。早年到上海谋生,创办过《采风报》、《消闲报》等小报,曾远游日本。自 1903 年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1906 年创办《月月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他是一位富于探索的多产作家,在不到 10 年的创作活动中,对长、短篇小说,包括讲史、公案、写情、家庭、社会、历史大事等类型的小说创作都作过尝试,有“小说巨子”之称。他所写的作品有 30 多种,主要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恨海》、《九命奇冤》、《新石头记》、

《最近社会龌龊史》、《两晋演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 108 回,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即

作者的影子)在 20 年中耳闻目睹的大量社会怪现状,描绘了晚清时期的社会图景。它不仅写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三教九流,反映的内容广于

①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10),第 6—7 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 页。

《官场现形记》,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思想道德的堕落,具有进步性。从写作技巧来讲,小说以“我”为主人公,用“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贯穿全书,形成统一的结构,克服了《官场现形记》等书在体例上的散漫。

此期的小说创作,数量虽多,但一般质量都不太高,没有出现像《水浒》、

《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伟大杰出的作品。这与其时中国社会动荡,民族危机日深,先进的思想家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无暇顾及小说,而从事创作的作家一般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都不高等原因有关。

《巴黎茶花女遗事》封面

  1. 世纪初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以至翻译小说的数量超过创作小说。英、法、俄、德、美、日等国的小说,大量被译成中文, 许多著名的外国作家开始被中国读者所了解。清末最著名的小说翻译家是林纾。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侯人。光绪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文宗桐城古文,并精于散文、诗词、绘画, 作品丰富,但主要成就在翻译小说。他从 19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翻译《巴黎

茶花女遗事》起,到逝世的 20 多年中,共译外国小说 183 种,约 1200 多万字,介绍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不懂外文,全凭别人口述,他用笔记。常与他合作翻译的人有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人。译作全用古文, 译笔生动、流畅、传神。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塞万提斯等人的名著,都是由林纾第一次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至今流传的《伊索寓言》、《鲁滨孙飘流记》、《茶花女》、《唐·吉诃德》、

《莎士比亚故事集》等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都出自林纾的手笔。林纾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及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戏曲改良 明清时期,昆腔一度是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把二黄戏带进北京。二黄戏在原有基础上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形成了京剧,并逐渐取代了昆腔的地位。道光以后,京剧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艺才出众的演员,其中以程长庚为最著名。谭鑫培是继程长庚之后涌现出的一代巨匠。由于他勤学苦练,自创新声,独成影响深远的谭派京剧艺术。

中日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很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 大力提倡戏剧改良。到 20 世纪初,戏剧改良进入高潮。1904 年 9 月,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作为鼓吹戏剧改良的重要宣传阵地。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以戏剧为主的文艺刊物。这个时期的戏剧改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良传统剧目,一是引进新剧种。

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是改良传统剧目的重要方面。汪笑侬为此做出的贡献最突出。汪笑侬(1855—1918),满族人,举人出身,当过知县,被劾罢官后改学戏曲。他在现有唱腔的基础上另创新腔,形成“汪派”。为了宣传爱国思想,教育民众,他用新观点改编、创作了许多传统剧本,如《党人碑》,《马嵬驿》、《哭祖庙》、《博浪椎》等,给这些传统题材的剧目赋予反封建的意义。他与其他京剧艺人曾经上演《波兰亡国惨》、《桃花扇》、

《长乐老》等新戏,直接表现了救亡图存,反抗封建统治的时代主题,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除了京剧外,戏剧改良还波及到川剧、粤剧等剧种,从中

涌现出不少新派艺术家,上演了大量思想内容进步的新剧目。

引进新剧种方面的主要成果是话剧的推广。1907 年,以留日学生曾存谷、李叔同、欧阳予倩为骨干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恨》。这是中国人组织的正规话剧首次公开演出。此后, 进步艺人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上演宣传革命的新剧,又将新剧播及于北方。上海的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也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鹤楼》等新剧目,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至此,话剧便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扎根于中国大地上。

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戏剧界因受此影响,多数新剧剧团或者被迫解散,或者颓废堕落。北京的京剧改革则富有生气。1915 年汪笑侬由沪赴京,加入翊文社,排演了不少时装戏。剧界新星梅兰芳积极参加戏剧改革实践,观摩、学习时装戏、新剧,并创编排演了《孳海波澜》、《一缕麻》等戏,推动了戏剧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