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宋学的合流

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的汉学和宋学仍然在学术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汉学又称考据学、朴学，曾在乾嘉时期鼎盛一时，成为清代的显学。嘉道以后，汉学弊端尽露，受到广泛的批评，开始步入衰途。不过，它余威尚炽，仍然保持着一支人数可观的著者队伍，在经学、小学等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不绝于世。宋学，又称理学、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开创于宋代。由宋至明，这一学派分为程朱派和陆王派。自南宋后，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扶植。清初， 理学在清王朝的支持下一度显赫，后因汉学的冲击，被多数士人所冷落，沉寂了百余年。但到嘉道年间，理学士人承汉学衰落之际，大力倡导，又使程朱理学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许多理学家把汉学看作理学复兴的最大障碍，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重新挑起了汉宋之争。方东树（1772——1851）的《汉学商兑》（成书于 1826 年）是抨击汉学最激烈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用程朱理学的观点对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斥责汉学“启后学空疏之陋，” 危害胜于“洪水猛兽”。②在《汉学商兑》的影响下，一些理学中人纷纷著书立说，抨击汉学，扬宋抑汉的风气在学界形成。

19 世纪 50—60 年代，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 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试图以此收揽人心，挽救统治危机。北京政变后，清政府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大量起用讲求理学的大臣。曾被闲置的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理学宿儒先后调入中央，委以重任。曾国藩被授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掌握了很大的军政权力。各地也都出现了不少理学名士，由是理学势力益盛。

此期的理学营垒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是以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为首的主敬派；一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经世派。

理学主敬派是理学营垒中的正统派，以儒学正宗自居，主张以程朱的道德论为中心来发挥理学思想。他们认为，天下国家是靠人心来维系的，而人

③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 8，第 11 页。

① 《弢园文录外编》卷 9，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3 页。

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第 29 页。

心的善恶则取决于学术的正邪。他们把程朱理学视为唯一的“正学”，试图以此统一整个学术界。由于过分强调道统、学统的纯洁性，主敬派带有较强的门户之见。他们论学除了探讨道德修养的一些问题外，就是热衷于各种学术上的论辩，如程朱陆王之辩、君子小人之辩、“夷夏”之辩、义利之辩等。在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上，他们表现得比较拘谨和守旧，满足于重复程朱的一些思想结论，缺乏理论上的创新精神。

理学经世派就是理学的革新派。早在嘉道年间，活跃在湖南的理学士人如贺长龄等就开始倡导“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企图以经世之学的“实”， 来济程朱理学的“虚”。曾国藩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成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将它与“义理”、“考据”、“辞章”相并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他说：“为学之术有四： 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①从而对姚鼐曾经提出的儒学由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部分组成的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理学经世派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特征，知权达变、崇尚实务、注重事功。此外，他们为学少门户成见，主张对程朱以外的各学兼容并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西学（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表现出时代的眼光。

汉宋学由对峙走向合流，是同光时期学术领域出现的新动向。这是由双方有识之士共同促成的。宋学方面的曾国藩、朱琦等提出了以下汉宋调和的理由：一、汉宋学都是孔门儒学的的一部分，二者殊途同归，都能通向“圣人之道”。朱琦说：“学之为途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三者皆圣之道也。”①二、汉宋学宗旨相同。曾国藩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 把宋学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都是“务实”。他说：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又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②他们对以往旷日持久的汉宋之争表示厌倦，主张通过调和汉宋学来解救儒学面临的危机。汉宋调和的观点在汉学营垒中同样得到响应。不少汉学家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肯定在经学研究中有必要借鉴宋学的某些方法。陈澧、黄式三、王先谦等人都是汉学派中主张汉宋调和的代表人物。

在汉宋调和的学风影响下，一些学者著述兼采汉宋，体现了同光时期传统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①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442 页。

① 朱琦：《辩学上》，《怡志堂集》，卷 1，第 1 页。

② 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65、1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