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1. 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的出现。

英国割占香港后，推行了一整套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很快把这

① 詹逊：《美国外交史》，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 1 卷，第 79 页。

个荒凉的渔岛变成了它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和物资转运站。与此同时，各国也纷纷在这里建立商行、银行、船坞、集市、码头等设施，使它迅速繁荣起来。按照《南京条约》第 2 款的规定，从 1843 年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开放。英、美、法等国的商人、传教士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冒险家大批涌入五口，在这里开设商行，兴办企业，占地造屋，建立和经营各自的势力范围，逐步使五口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五口当中，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着力经营，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到了 50 年代初，南部中国的贸易中心已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为了巩固自己的在华利益，西方各主要国家争先恐后在开放口岸建立起租界。

上海开埠后，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立即着手勒索土地。1845 年， 他迫使苏松太道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 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的地区为英国租借居留的地区。这块总面积 830 亩的土地被称为英租界。这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勒索到的第一块租界。英国人并不就此满足。1848 年，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再次逼迫清朝地方当局签订扩界新约，把租界的西边划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边划到苏州河。这使英租界的总面积扩展到了 2820 亩。

1848 年，美国代理领事文惠廉借口修建教堂，用低价在苏州河北岸虹口

一带购占土地。1863 年，美国领事终于迫使清朝上海当局把苏州河北岸 7856 亩土地划为美租界。同年，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49 年，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得到苏松太道允准，划北门外一带为法租界。

1854 年 7 月，英、美、法三国领事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大行敲诈勒索，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外国侵略者还在租界内成立被称为“工部局”的机关，下设警务、司法、行政、财务、学务等机构，对租界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统治制度， 把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此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不断扩张，租界制度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成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种政治象征。

来华的外国不法分子，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走私贩毒，掠卖华工，巧取豪夺，无所不为。鸦片走私以香港为中心，以上海和广州为最大输入口岸， 运往南起广东，北至奉天的大小港口。由于清政府在战后不敢再提“禁烟”， 鸦片走私恶性膨胀。40 年代，仅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已超过37000 箱；50 年代，平均每年高达 68000 箱。商品走私也十分猖獗。各国不法商人大多以租界为据点，在侵略特权的庇护下，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走私活动。此种走私活动不仅在开放的五口大肆泛滥，而且蔓延到东南沿海各大小港口和城镇，使中国原有海关和关税制度几近瓦解。

西方殖民者掠卖华工的罪行尤其骇人听闻。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者就利用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拐卖中国的人口。战后，他们在厦门、广州、汕头、上海、港澳等地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这种罪恶勾当。外国人口贩子利用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使用各种卑鄙凶残的手段，绑架、捕掠和诱拐华民， 把他们当作“猪仔”，运往海外。据估计，1801—1850 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总数约 32 万人，多数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地区的。被掠卖的华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被关进密闭的船仓内，

受尽非人的折磨，致使华工在航行途中死亡率高达 40—50％以上。运送华工的船只因此被称为“浮动地狱”。掠卖华工实质上就是奴隶贸易，是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惨剧在中国的重演，充分暴露出西方殖民侵略的野蛮性、残酷性。

1. 传统自然经济初步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鸦片战争后十分注重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曾向国内吹嘘说，他已为英国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①英国资本家也相信，“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②英美资产阶级兴奋不已，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1837—1839 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平均每年不到 100 万镑，1845 年则增长到 239 万多镑。其中

主要工业产品棉布棉纱的输华总值，从 1842 年的 70 多万镑，增长到 1845 年的 173 万多镑。③美国的对华贸易也有很大的增长。1831 年，美国本国产品输华货价为 24 万多美元，1843 年增加到 175 万多美元，到 1845 年则激增

至 207 万多美元。然而，这种对华倾销商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没有直线

地持续增长，从 1846 年起开始下降。这一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为 179 万镑，

比 1845 年降低了 1/4。直到 1854 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也只有 100 万镑， 甚至低于鸦片战争前的一些年份。显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于外国商品的容纳量很有限度，而改变这种经济结构，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在战后 10 余年间，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由于输入的洋货为机器制品，物美价廉，竞争力强，使不少土货滞销。如东南沿海一带盛产土布、土纱，洋纱洋布的剧增，使这些土货陷于困境。上海附近的嘉定县，“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①在广州、厦门一带， 也出现因倾销洋布导致妇女纺织半数停工的情况。这些表明，在洋货倾销的狂潮中，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自然经济首先解体。

欧美各国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1842

—1846 年，茶的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 8400 多万磅，丝的出口增长近 5 倍， 达到 18000 多包。1846—1856 年，茶的出口再增长 55％，达到 13000 万磅， 丝的出口又增 3 倍多，达到 79 000 多包。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减少了农业经济中自给成份。这些产品经过商贩、大商人和买办之手，最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工业国的重要原料。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反转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此时，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商手中，由他们支配着数量和价格。这就不能不使这些生产部门产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在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有两重性。它给中国

①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引自《经济研究》1955 年第 2 期。

② 香港《中国邮报》，1847 年 12 月 2 日社论，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 63 页。

③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引自《经济研究》1955 年第 2 期。

① 杨震福等：《嘉定县志》，卷八，光绪八年刊本，第 16—17 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然而由于这种变化是外国资本在中国扩展殖民地贸易和实行经济侵略强行促成的，因此又不可避免地要服从西方资本主义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它们的附庸。这种变化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烙印，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

1. 买办势力和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买办势力和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买办原指在广州充当外商译员或助手的人员。这些人由中国公行雇用并控制，外商不得自行雇用。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取消，外商可以在中国自由雇用买办，通过他们做生意或办理其他交涉事务。这时的买办已与战前截然不同，完全为外商所控制，成为西方殖民势力侵华的重要工具。五口通商后，买办势力迅速发展形成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当中，有的是从行商转化而来，有的原是旧式商人，有的则是由外商直接培养起来的雇员。买办在外国人的洋行、公司、银行中充当经纪人，有的则是自己另开商号，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他们依附于外国资本势力，主要通过收取佣金等方式，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

在上海，“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即买办）一言，顷刻之间， 千金赤手可致。”①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华不断扩大，买办阶层不但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而且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逐渐成为沟通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重要桥梁。例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1815— 1870）就出资捐纳道员，于 1848 年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苏松太道。另一位买办杨坊（？—1865）以贩卖鸦片致富，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幕府，由同知升为道员。他们后来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和组织华尔洋枪队攻打太平天国的行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资本家在开放口岸积极投资办厂，建立了一些近代企业，如厦门船厂（英）、下海浦船厂（美）、柯拜船坞（英）、老德记药房（英）、望益纸馆（葡）、浦东铁厂（英）、埃凡馒头店（英）等。它们的规模都不大，多属加工性质，但这毕竟是外资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批近代企业。在这些企业中雇佣了第一批中国产业工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其他城乡无业劳动者是近代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时期，产业工人数量少，影响小，尚处于阶级形成的萌芽状态，但它的出现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