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咸同时期的朝局

一 满汉势力的消长和湘淮地方势力的扩展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咸同时期的朝局，而且对整个晚清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实行统治的封建政权，但是，长期以来满洲贵族掌握军政实权，居于主导地位，对汉族官员多所猜忌和限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官兵的不堪一击和满洲官员的庸碌无用已暴露无遗。岌岌可危的时局，迫使清廷不能不把维护统治地位的希望寄托在汉族地主阶级方面。满洲贵族中的一些要员就曾公开主张重用汉臣。当满洲统兵大员赛尚阿、纳尔经额兵败被黜之时，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就曾谏道： “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①他力排众议，肯定曾国藩的作用，保荐胡林翼、袁甲三、骆秉章等汉臣。继文庆而起的肃顺也持相同观点。他把王闿运、郭嵩焘、高心夔等人均作为“时贤”，延至门下，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也十分推崇。

至 1859 年，咸丰帝已采纳肃顺等人的意见，认定不重用曾国藩、左宗棠

等汉臣不足以镇压太平天国。 1860 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咸丰帝即不再恢复江南大营，而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把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交给了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个消息曾使湘军将帅兴奋不已。其后，慈禧、奕虽然扳倒了肃顺等人，上台执政，但却不能不因袭后者重用汉人的做法，继续支持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 1861 年 11 月 20 日，逮捕肃顺

等人不到 20 天，清廷便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 打破了两江总督只辖苏、皖、赣三省的惯例，命令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悉归其节制。这是曾国藩自出师以来受到的最大恩宠。授予汉官如此重大的权力，在清朝历史上也实属罕见。所以时人称：“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朝用端华、肃顺等遗策，用曾氏节制诸军。”①

曾国藩在受任两江总督前，只有军事指挥权而无地方行政权，长期遭受倾轧，客寄虚悬，一筹莫展；今既军政大权在握，遂得发舒。他排斥异己， 安插亲信，不仅使湘军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还扶植起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势力。 1861 年冬，曾国藩派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赴安徽招募练勇，准

备增援沪、苏、常。李鸿章依照湘军的营制及组建方法，于 1862 年春编成一

支拥有 6500 余人的淮军，由英船运至上海，接受外国人的援助，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地主军阀武装。

1860 年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随着湘淮军转战南北，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的手中。据统计，仅湘系集团，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又有 100 多人；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竟多至数万人。②此外，仅以 1864 年

① 薛福成：《书长白文端公相业》，《薛福成选集》，第 250 页。

① 转引自《文史》第 16 辑，第 172 页。

②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 195 页。

计，全国绝大多数督抚已都出自湘淮系。例如：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陕甘总督杨岳斌、四川总督骆秉章、闽浙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毛鸿宾、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乔松年、山东巡抚阎敬铭、陕西巡抚刘蓉、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西巡抚沈葆桢、湖北巡抚严树森、湖南巡抚恽世临、广东巡抚郭嵩焘等。其势力从长江中下游各省扩展至华南、西南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

湘淮势力的崛起，显示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的重要变化，牵动了晚清的政局。

湘淮系的扩展，说到底是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它透露出满汉势力此消彼长的历史信息。地方督抚中满汉比例的变动， 尤其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廷历来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包括满旗、蒙旗和汉军）比例尤高。以 1837 年为例，先后任总督者共 10 人，其中有 7 位旗人，占 70％。

同年任巡抚者共 20 人，其中有 8 位旗人，占 40％。而在 1864 年，在 10 名

总督中，旗员只有 3 人，占 30％。在担任过巡抚的 19 人中，则是清一色的汉员。可见，从道光至同治，在封疆大吏中，满洲官员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汉族官员的比例迅速上升，满汉势力的起落消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湘淮势力控制地方权力，削弱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在咸丰朝以前，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其兵权都是直隶于中央的，决非将帅可得而私有。但是，湘淮军则是由将帅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王闿运说：“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 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 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①故自湘军起， 兵归国有的局面，便一变而为兵为将有的局面。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此种筹饷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兵归将有，各私其军的格局。湘淮军将帅既得总督、巡抚的地位，他们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原是中央用以掌管一省要政的大员，即藉以牵制督抚的权力。现在却被他们任意改置，降为巡抚的属员，两司的事权皆入其手中。由是中央设官定制的用意尽失。他们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的大政，便造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当时有人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专政情形说：“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①骆秉章不过沾湘军的余润，尚且自专如此，至于湘淮军将帅中出任督、抚的人，更不待说了。

咸、同后，此种局面益甚。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粮， 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财，唯知自固疆圉，更不知有国家。所以，湘军开启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实开其后北洋军阀割据纷争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