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科技与译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取得成就较大的领域有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及工艺制造。

李善兰像

在数学领域，学者辈出，著述如林，卓有建树的数学家主要有：罗士琳

（1789—1853）、项名达（1789—1850）、顾观光（1799—1862）、徐有壬

（1800—1860）、戴煦（1805—1860）、李善兰（1811—1882）、汪日桢（1812

—1881）等。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在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填补了某些数学研究的空白领域。有的还借鉴了西方数学的成果与方法，把传统数学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例如：罗士琳曾用 12 年的时间写成《四元玉鉴细草》24 卷，对几乎成为绝学的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把中国数学界对级数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清代以前，始终没有一本全面反映我国数学研究成果的专著。直到清嘉道年间阮元主编的《畴人传》问世，才填补了这一空白。1840 年罗士琳继阮元之后，编著《续畴人传》6 卷，对前书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在 40 年代，一些中国数学家在没有接触西方数学的情况下，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取得了接近西方微积分学的研究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1845 年，数学家李善兰写成《方圆阐幽》、《孤矢启秘》、《对数探源》等 3 部著作，创立

了“尖锥求积术”，列出了 10 条概括性命题来阐述尖锥术的基本原理。他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 xn，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实际已经得出了有关定积分公式。项名达在 1848 年写成《象数一原》6 卷，通过科学分析和逻辑推理，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求椭圆周长的正确方法，与西方近代数学用椭圆积分法所得相同。这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微积分的传入，中国数学家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传统数学从初级向高级的转变。

在物理学方面，郑复光经过 10 年时间写成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光学专

著《镜镜詅痴》，并于 1846 年付梓刊行。这部专著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光学仪器、器具的制作方法。尽管他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不尽符合科学原理，但就全书而言，则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出了与西方近代几何光学本质上一致的结论，从而将我国古代光学研究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天文学方面，顾观光撰写了《周髀算经校勘记》、《读周髀算经书后》等论著，不仅对《周脾算经》这部产生于公元前 100 多年的天文学名著作了订正，而且发挥了他对此书中天文学观点的见解，有助于后人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顾氏还写成《开元占经鲁历》，详细地将我国历代的历法与西历、回历加以比较，探讨了用新的方法来计算古历法中闰年误差日的数值计算。

在植物学方面，吴其濬前后用了 7 年时间，于 1847 年写成《植物名实图

考》一书。全书 7 万余字，凡 38 卷，分 12 大类，记载植物达 1714 种，附图

1800 多幅，涉及的学科门类有植物学、农学、药学、林学、园艺学诸方面，

内容极为翔实丰富。与《本草纲目》相比，该书所收录的植物品种增加了 519 种，可以说是集中国传统植物学之大成。《植物名实图考》还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曾经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至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

都藏有此书。

在工艺制造方面，著名的工艺师丁拱辰、龚振麟对于新式火炮的制造技术贡献尤大。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都参加了清政府改进武器的工作。丁拱辰发明了滑车绞架，增强了火炮移动的灵活性。又发明了实心弹和通心弹，减轻了弹体重量，增加了射程。龚振麟在兵器制造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明铁模铸炮法和枢机炮架。此外，他们还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写成有关火器制造方面的著作。如丁拱辰撰有《演炮图说》、《演炮图说辑要》；龚振麟著有

《铸炮铁模图说》、《枢机炮架图说》、《铁模铸炮法》等。其水平远远超过明末出版的铸炮名著《则克录》。铁模铸炮为龚振麟首创，西方国家在 30 年后才采用此法。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一件大事。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技从传统走向近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 40—50 年代，中国学者李善兰、王韬、张福僖等人在上海先后与外国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科学著作。由李善兰参予翻译的有：《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

《代微积拾级》、《植物学》、《谈天》、《重学》等；王韬参予翻译的有：

《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等。张福僖译有《光论》。此外，英国教会医生合信在这个时期出版了《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外科新说》等医学著作。这些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 20 年间译介西方科技的主要成果。这些著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西方近代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引进了中国。尽管这些科学新知还十分有限，但它毕竟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