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 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即以高昂的革命热情领导了反清革命新的斗争。这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便是积极主动地与改良派展开了大论战，通过思想批判，宣传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大造革命舆论。

在此之前，康、梁改良派虽受到部分革命党人的抨击，但其排拒革命的活动，不曾收敛，却愈加猖獗。康有为致书梁启超说：“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吞并，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

①梁启超讲得更明确：“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

“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② 尽管改良派与清政府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但他们明确地把“与革党死战” 放在了第一位。这就使革命派与改良派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早在 1903 年前后，孙中山就认识到了改良派的危害，并提出了肃清“保皇毒焰”③的任务。但限于历史条件，其时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力量对改良派展开全面的批判。同盟会成立后，统一和壮大起来了的革命党人，既认识到康梁诸人“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④为推进革命发展，自然要把进一步肃清改良派“毒焰”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1905—1907 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了大论战。前者的机关报《民报》与后者的喉舌《新民丛报》，是两派论战的主要阵地。《民报》曾出第 3 号号外，郑重列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12 条，声明所列各点为关系中国存亡之根本，“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 4 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双方在香港、新加坡、南洋、檀香山、美洲等地的报刊，也多加入了论战。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历史所仅见。

双方论战涉及的具体内容虽然广泛，但其核心问题，主要有三： 其一，要不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

改良派极力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作辨护。他们说，“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并不存在贵族“压制平民”之事。“若圣祖薄税之制， 尤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① 今日的清政府也正努力谋求改革，以使自己成为“良政府”，谓其“坐视人民之涂炭以为快”， 实出于“相诬”。②因此，倡言革命，是“无病而学呻”。他们尤其攻击革命是恐怖残暴的行为，不仅会造成流血千里的惨剧，还将使中国陷于长期的内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251 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73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29 页。

④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197 页。

① 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324、304 页。

② 《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第 4 册，第 107 页。

乱，从而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召致瓜分。“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③

革命派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个祸国殃民的“恶劣政府”。对内，它残酷统治中国人民，于士、农、工、商各界人等，或“奴叱娼畜”，或诛求“厘金赔款”，或“重征浮收”，或“滥刑苛法”，终使“十室九空，来日方长，其曷堪此”；对外，则媚事列强，丧权辱国，“独有割让土地，委弃利权条约之签押为其成绩”。以至于“海外商民坐视其涂炭，内地商业设重出口税以困之，路权条约贪外贿以增敌”。由是可知，“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①欲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便不能不首先推倒它。

对于改良派以“不忍之心”为借口，诋毁革命，革命派的回答是明快的。他们不否认革命会发生流血，但他们认为，“天下事，惟有所忍，乃能有所不忍，而大不忍之心即存于此须臾之忍之间也”。革命缘救民而起，“革命即不能不杀人流血，杀人流血忍事也，忍而为之即将以达其舍身拯民不忍人之心也”。革命不可能不流血，这是残酷的（“忍事”），但千百万人却因此得解脱专制之苦，可见它同时即包含着最大的仁慈（“不忍之心”）。因此，革命乃舍身拯民正义的伟业，又如何能诬之为洪流猛兽呢！从中外历史看，有道之士往往以“犹预不忍”而致败，而“悍毒之奸雄”，却能“以凶恶捷疾胜”。②所以，他们指出，改良派标榜“不忍人之心”而阻遏革命，就是助专制的清朝政府以虐民。

改良派关于革命将召致列强干涉和瓜分的说法，并没有吓倒革命派。他们回答说：“夫干涉亦何足惧”？只要使革命思想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勿宁死之主义，“与文明公敌周旋”，列强“未必能尽斩我种族”；不然， “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③他们强调，只有推翻了清政府，才能真正避免列强的瓜分。

其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改良派反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其理由有二：一是“不能躐等”。他们固守今文家“三世说”的庸俗进化论，以为“据乱世”须经“升平世”，才能进到“太平世”，即封建君主专制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进到民主共和，“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①二是“国民程度未逮”。他们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强行建立共和，势必煽起“莠民” 暴动，为害天下。

对于改良派的“不能躐等”说，孙中山的反驳最为简括有力。他说：“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以修铁路为例，“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 继渐改良”，今天中国要修铁路，难道还要引进原始落后的汽车，而不径直采用“最近改良之汽车”吗？ 所以，“不能躐等”说是一种违反“进化之公理”，“不知文明之真价”的

③ 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294 页。

① 吴樾：《意见书》，同上，第 2 卷，上册，第 393、392 页。

② 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 11 号。

③ 章太炎：《驳革命驳议》，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228 页。

① 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295 页。

谬说。改良派不懂得，即便是立宪也须靠流血才能获得，而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孙中山相信，只要淘汰了此种渐进的谬想，“从最上之改革着手”，②建立民主共和，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定能突驾日本，远追欧美。对于改良派的“国民程度未逮”说，革命派以天赋人权说立论，予以反驳。他们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乃是人类的通性，我国民既具有此种民主的精神，也必能有民权立宪的能力。

其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改良派对革命派主张“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尤为激烈。梁启超宣称：“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①他们极力美化封建土地制度，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历来不存在贵族压制和贫富的对立，即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出现欧美那样贫富悬绝的社会弊端。因此，“安辔循轨”， 在原有基础上稍作补苴以求进化已足，社会革命是全然不必要的。他们攻击革命党人倡“平均地权”，无非想以此博下等社会的同情，但其结果必致煽动“下等社会”起而尽夺富人之田，祸乱天下。所以梁启超说，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唯此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

革命派以鲜明的态度对改良派的攻击作了有力的回击。他们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久已弊病丛生。“地主之流弊，不特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抑亦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可断言也”。②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对立虽不及欧美为甚，但长此以往，工业发展后，定然也要出现“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弊端。③“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 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为防范于未然，行社会革命，实现土地国有， 是完全必要的。针对改良派攻击要利用下等社会夺富人之田，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④更激进者且径直倡言：“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又必自农人革命始”。⑤

在论战中，革命派虽占据主动地位，有力地反驳了改良派的种种谬说， 但也暴露出自身的弱点。

在反驳关于革命将召致列强干涉与瓜分的问题时，革命派虽然表示了干涉不足畏的态度，但他们毕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帝国主义干涉和破坏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乃是出自其侵略本性这一根本问题。他们强调唯有推翻满洲政府，才能避免列强瓜分，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共和，符合世界各国潮流，“与各国无密切之利害关系”，①因而也绝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改良派的担心无非“杞人之忧也”。这些片面的见解，反映了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②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73、74 页。

① 《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189、173 页。

② 《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 4 号。

③ 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420

页。

④ 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同上，第 2 卷，上册，第 442 页。

①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第 467 页。

革命派声言革命当依靠“细民”而非“豪右”，固然是可贵的；但他们对改良派关于革命将引起下层社会民群暴动，从而造成“内乱”的诘难，回应却十分乏力。他们承认“自然的暴动”“固亦吾人所深虑”，只是强调说中国的革命“为秩序之革命”，且“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②因此上述的结局可以避免。这反映了革命派既希望借重民众的力量，但又惧怕其无法控制的矛盾心理。说到底，他们依然不相信民众。这也就是虽有个别革命党人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重要见解，却始终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了。

至于改良派攻击土地国有乃“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而革命派除极个别者外，却忙不迭地反复申明，“从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 是欲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也无疑反映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态度。

尽管革命派存在自身的弱点，但他们所着力高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终究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所以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热烈拥护和欢迎。随着大论战的展开，《民报》的发行量大增，虽一再重印，仍供不应求。同时，《复报》、《云南》、

《鹃声》、《汉帜》、《河南》、《夏声》等一大批革命派的新报刊应运而起，推波助澜，革命思潮风起云涌。1906 年 12 月 2 日，革命派在东京锦辉馆隆重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到会者多达六、七千人，会场爆满，以致于后至者只能站在馆外，伏窗而望。孙中山从容登台，演讲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博得满堂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它生动反映了革命已为人心所向。

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1907 年 8 月，《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10 月，改良派在东京成立政闻社，约 200 人出席成立大会。革命派及同情革命的留学生千余人闻讯前往，将会场冲击的七零八落。一些革命党人登台演讲，台下掌声雷动。它表明改良派的主张已是怎样不得人心。

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派沉重打击了改良派，有力地提高了革命的声望和影响。它为辛亥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开辟了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