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诗歌与散文

一 宋诗运动与桐城派古文的复兴

鸦片战争以后雄踞文坛，左右着士大夫文学趋向的是宋诗派和桐城派。在道光、咸丰年间，清代诗坛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潮流，形成了一个所谓

学人与诗人之诗合一的流派——宋诗派，又称“宋诗运动”。祁寯藻（1793

—1866）、程恩泽（1785—1837）、郑珍（1806—1864）等是此诗派的健将。他们写诗学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后曾国藩出，专宗黄庭坚，“宋诗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蔚然成风。

“宋诗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清代诗人因不满意明代文人一味模拟盛唐，走向形式主义的倾向，企图另辟新径。但因生活贫乏，思想平庸，他们的创新仅限于形式上下工夫。他们标新立异，以生涩为贵，以险怪为新，避熟就冷；而他们又多是显赫的官僚和考据名家，喜欢从经史乃至训诂考据中寻找诗材，这样他们的创作便又走上了模拟宋诗的形式主义的绝路。

程恩泽的诗文集、祁寯藻的《■■亭集》、《勤学斋笔记》、郑珍的《巢经巢诗集》、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集》等，是这一时期宋诗派的代表作。他们的诗作多是些模山范水，官场唱和，描摹个人日常琐事的作品，追求闲清雅趣，缺乏思想内容。还有一些攻击太平天国，阿谀朝廷的作品。但其中有些山水记游诗写得自然、生动。他们中的个别人物，如郑珍写了不少关心民间疾苦，反映现实生活，富有其家乡贵州风俗民情特色的诗篇。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由康熙时期的方苞所开创，经刘大櫆、姚鼐等人的发展而臻于完善，称雄文坛。乾嘉时，桐城派一度衰落， 至道光朝又有复兴的趋势。在此期，桐城派作家主要是以姚鼐的四大弟子管同（1780—1831）、梅曾亮（1786—1856）、方东树、姚莹为中心的一批学者。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和“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思想原则，强调孔孟程朱的“道统”与韩、柳、苏、欧阳和归有光的“文统”之间的紧密结合，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但桐城派在继承中国古典散文艺术传统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方东树提出为文要“善因善创，知正知奇”；①梅曾亮主真情实感，要写“人之真”；②鲁一同强调达性明事等，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命题。在散文风格上，他们追求简洁明快，气象恢宏的阳刚之美，而且身体力行，留下不少传世佳作。此外，桐城派的不少作者具有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其作品议论不离“经济”。管同、鲁一同的不少文章敢于批评时政，揭露时弊，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反映了对鸦片战争前后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咸同以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桐城派有了进一步发展，进入晚清的鼎盛期。由于曾国藩为该派盟主，此期的桐城派又被称为湘乡派。曾国藩自诩为姚鼐的继承者，网罗贤才，广结名士，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文学集团。其中，吴敏树、吴嘉宾、钱应溥、刘庠、俞樾、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均为古文高手。为救古文流弊，曾国藩提出“并功、德、言为一

① 方东树：《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仪卫轩文集》，卷七，第 22 页。

② 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叙》，《柏枧山房文集》，卷五，第 19 页。

涂”的创作理论，用以纠正桐城派传统的“文以载道”、“道艺合一”旧说的偏颇，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古文的范围。黎庶昌说：百余年来桐城古文“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①曾国藩还提出“以形写神”、文史并修、兼采百家的创作方法，倡导“雄奇瑰玮”、“光明俊伟”②的文风。他的主张在晚清桐城古文的“中兴”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的桐城派作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既有宣扬封建道统的平庸之作，也有反映现实，忧国忧民的佳构良篇。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或充驻外使节，或曾出国游历，其眼界、心胸之开阔，已与嘉道时期的宿儒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以桐城派的“义法”和风格写下的许多日记、游记、政论类文章，海外见闻与奇思异想交织在一起，读后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创作扩大了古文的题材范围，为旧文体表现新事物作了有益的尝试。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吴敏树的《君山泛舟》、张裕钊的《北山独游》等文，都写得情景交融，引人入胜。

桐城派文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戊戌维新运动以后脱颖而出的新派学者仍具吸引力。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为文皆宗桐城，造诣高深， 译作全用古文，译笔简洁、流畅、生动、传神，较好地发挥了桐城派古文在文字表达方面的优点。这些说明，在近代白话文产生以前，以桐城派古文为代表的旧文体还不乏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