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20 世纪初年的科学与文化第一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

20 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肇端的重要时期。1901—1902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篇文章，揭出了“史界革命” 的旗帜，是其崛起的标志。此期鼓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外，还有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他们的政治立场，虽有改良与革命的分野， 但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

新史学的兴起，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及其鼓吹合群进化、救亡图存在史学领域延伸的结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出世颂》则谓：史家的天职本当记录国民群体的运动，“指点批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得以感奋，从而敢于“破坏”、“改造”和“进化”； 但旧史家反其道而行，孜孜于正统，维护君权而压抑了民气。他主张打破千年陈腐的旧史体系，以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①使中国睡狮惊醒，重振雄风。在这里，作者热情颂扬旨在恢复国民独立自由“真面目”的新史学“出世”。其目的显然在为现实的民权与革命作论证。

新史学的兴起也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1903 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泰斗博克尔的巨著《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②1902 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的《史学概论》和 1903 年另一位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的日本著名史学家浮田和民著的《史学通论》，也都较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所有这些，都令时人耳目一新。他们积极汲取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反思传统旧史学“既难当意”，继之以倡言批判与改造，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新史家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弊”又生“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③他大胆指斥封建旧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章太炎更进了一步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大行文化专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

① 《饮冰室文集》（9），第 7 页。

① 《政艺通报》，1903 年第 9 号。

② 转引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第 279 页。

③ 《新史学》，《饮冰室文集》，（9）第 3—4 页。

黕而同尽。”①

新史家倡导新史学，主要强调了以下的问题：

（一）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新史家们指出：自从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惯在内，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都是“进化之历史”。以此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其本质是进化的；而且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一整套理论。“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 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②中国旧史学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史学“不明社会学之故”， 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不能自拔。新史学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西方社会学的指导，以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

（二）写“民史”。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的格局，转而以修民史为己任。社会的进化既是群体的进化，历史的本质就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史学自然当以国民全体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要在阐明社会兴亡盛衰之理，以增进文明，造福群体。章太炎说，他拟著《中国通史》，就是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 “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③邓实也说：“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 享群之公利。”④史家写民史，既是为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三）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新史家认为，于“史”的概念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是中国传统史学终归偏枯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 马叙伦提出了“析史”之名，实现“史学大同”的主张。他认为，史乃群籍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而作茧自缚。史学并不神秘，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者，莫不可谓之“史”。“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 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①马叙伦的所谓“析史而万其名”，实现“史学大同”，说到底，就是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偏枯僵硬的旧史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多样化，从而大大扩充其堂庑，建立起近代意义的中国史学新体系。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目录看，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 12 篇；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

① 《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 328 页。

②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 4 年，第 9 期。

③ 《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167 页。

④ 《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 1。

① 《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 年，第 16 号。

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藉、教育等 8 篇；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

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 13 篇。可见其治史视野之开阔。

（四）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新史家以为中国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编史体例都有局限性，新史书当创立新的体例。在这方面，多数人主张在继承我国历史传统写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撰法的优点，“折衷贵当，创成史例”。①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 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藉篇、章、节架构体例。

此外，对于治史方法，新史家也有所论列。他们强调史家当开拓视野， 善于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新理新法”，别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例如，章太炎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西人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 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②

许多人不仅倡言新史学，而且身体力行，撰著出版了一批反映新史学观点的历史著作。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夏曾佑，于 1904—1906 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三册陆续出版了自己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 年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是书影响颇巨，被誉为新史学的佳构。1905 年刘师培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从内容到形式，也新人耳目。除了通史著作，还出版了一批专史著作，如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等。此外，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等，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有影响的著作。新史家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此期新史家的弱点也是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否定有失简单化和其所服膺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并不能给历史现象以科学的说明；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吸纳西方“新理新法”，发凡起例有余，但细密严谨的学术研究却嫌不足。因此，不少新史学著作便难免牵强附会，失之于肤浅。

①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 年，第 2 期。

② 《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 3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