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众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英国侵略者虽然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但是却未能摧垮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在战后的几年中，广州、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接连爆发大小不等的民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其中尤以广州人民的斗争最激烈， 规模也最大。

经过鸦片战争的劫难，广州人民对英军的暴虐无不切齿痛恨，但又不满官府的软弱无能，因此决心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社学”成为发动、领导民众进行抗英斗争的重要组织形式。所谓“社学”，又称“义

① 王韬：《瀛堧杂志》，卷 1，光绪元年刻本，第 8 页。

学”、“书院”，形成于明初，沿至清代，原为民间学人、绅耆进行学术交流、道德教育的组织。清代中叶后逐渐变为地主绅士兴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的团体。鸦片战争爆发后，各阶层人民普遍参加了抗英斗争，社学就成为团结和组织乡勇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合法形式。1841 年夏，三元里抗英斗争结束不久，广州人民就在广州北郊石井设立升平社学。随后，东北各乡建立起东平社学，城南建立起南平社学，河南成立了隆平社学，广州城里也出现了城厢社学。继广州之后，在南海、番禺、从化、花县、增城等地，也都组织起名目不同的社学，动员的民众多达数十万人。参加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 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还有不少爱国士绅。他们“踵寓兵于农之法”， “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①这些社学组织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 只是在抵御外侮、保卫家乡的共同目标下，相互联络，守望相助。1842—1849 年间，广州人民在社学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系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1842 年 11 月，广州城内的明伦堂贴出了《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揭露英国侵略者侵华罪行，呼吁民众起来抗英。12 月初，广州民众烧毁“夷楼”。1844 年 5 月，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强租河南地区，当地民众 3000 余人于 5

月 23 日集会抗议，阻止了侵略者的行动。此后不久便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入城斗争。本来，外商来广州贸易一向住在城外珠江畔的洋馆，《南京条约》也未允许英人进入广州城。但是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硬要进入广州城，多次交涉，均未得逞。1846 年 1 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率兵船直闯珠江，胁迫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发布告示，准许英人进入广州城，并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商入城日期。告示贴出后，立即被群众撕毁。民众在社学的组织下张贴揭帖，痛斥官吏误国殃民，约定“洋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①1 月 14 日，数千民众冲入刘浔府署，烧毁了他的公服朝珠，吓得他从后院翻墙逃走。德庇时见众怒难犯，只好暂时放弃入城的打算，退回香港。1847 年 4 月，英国侵略者以几名英人遭到石块袭击为借口，出动 20 余艘舰船，1000 多名军队，再次闯入珠江，炮击广州城，提出包括进城在内的 7 项要求。畏敌如虎的耆英与英国秘密谈判，约定两年后允许入城。次年，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1849 年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文翰乘兵船开进省河，要求履行两年前耆英准允英人入城的密约。徐广缙在英国的威胁面前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民众紧急动员起来，严阵以待。徐广缙亲至英船谈判，省河两岸群众环列示威，以壮声势。徐婉言拒绝了英人的要求。这时社学已经组织起 10 万人的团练义勇，从 2 月到 4 月每晚操练游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文翰慑于广州民众的反抗威力，不敢轻举妄动， 被迫放弃了入城要求。

广州人民万众一心，挫败了侵略者强行入城的计划，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受辱的斗争精神，也使西方侵略者再次看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文翰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 1841 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①

① 《创建西湖社学碑记》，《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2 期，第 83 页。

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 13，第 2 页。

① 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第 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