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小团体的相继出现

《辛丑条约》订立后，清政府腐朽卖国的真面目，渐为时人所认识。鲁迅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①要求推翻此一封建反动政权的民主革命思想，因之日益传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开辟了思想道路。其时正在迅速形成中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则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坚力量。

1901 年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为近

代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统计，到 1901 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已有 42444 所。②全国学生人数，1903 年已有数万人，到辛亥革命前夕，更增至 156 万余人。③其中仅武汉地区，就有一两万人。④尽管清政府对新学堂仍有诸如“忠君”、“读经”一类封建性的限制，但新学堂讲授的科目，主要是包括西方 近代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在内的“西学”， 而非“中学”。因之，新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士大

① 《鲁迅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82 页。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第 8634 页。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第 620 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 186 页。

夫，而成长为新型知识分子。

留学生在海外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自然更构成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的核心。1900 年全国留日学生不过百多人，1901 年清政府令各省派游学后，留日学生激增，1903 年就达 1300 多人，到 1906 年前后，又增至 8000 余人。其中，按省籍计，又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最多。在全部留日学生中，自费生占相当比例。此外，还有少数青年留学欧美各国。

新型的知识分子群视野开阔，不仅易于感受民族的危机，产生强烈的救国责任感；而且易于感受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潮流，产生变革社会的自觉意识。因此，他们多迅速转化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力量。这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所始料不及的。

留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集中的东京和上海，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心。

1900 年后，留日学生的分化日趋明显。1901 年创刊的《国民报》，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有比较鲜明革命色彩的刊物。它发表的一系列论说，如《二十世纪之中国》、《说国民》、《中国灭亡论》、《说汉种》等，不仅指出列强正将清政府变成可任意“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的工具”，因之决不能“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①而“大倡革命仇满”；且主张起而颠覆“二千年专制政体”，②恢复天赋之人权。将反帝爱国与反专制争民权结合在一起，这显然已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翌年春，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虽然大会最终未开成，但《宣言书》已风行海内外，其激烈的排满革命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03 年春，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留学生旧历新年团拜大会上，马君武、刘成禺登台演说，当着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和新任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的面，历数清政府的种种罪恶，倡言恢复人权，以救中国。团拜会变成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讲台，更表明在留日学生中，革命已成无可阻挡的潮流。

与此相应，1903 年前后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创办革命刊物的热潮，其中著名的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浙江潮》、

《江苏》等。在上海，1902 年 4 月，蔡元培、蒋智由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 “表面为研究教育，暗中鼓吹革命”。①同年底，中国教育会创办了爱国学社， 蔡元培任总理，章炳麟等任各科教员。《苏报》本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报， 后聘爱国学社的章士钊为主编，请蔡元培、章炳麟等任撰述，着意宣传革命， 声望日著。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三位一体，构成了上海革命宣传的中心。

除《苏报》外，上海还涌现出一批革命刊物，如《大陆》、《国民日日报》、《童子世界》、《觉民》、《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

革命派创办的部分刊物

在此期间，还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如介绍西方资产阶

①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 1 期。

② 《国民报》第 1 期，《叙例》。

①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辛亥革命》第 1 册，第 485 页。

级政治学说的有：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自由原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社会学原理》、《女权篇》、达尔文的《天择篇》、《物竞篇》等。严复在 1901—1905 年间也翻译出版了：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书；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有：《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意大利建国史》，以及《华盛顿》、《林肯》等传记著作；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有：《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俄罗斯大风潮》等。这些著作成了进步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思想武器。

康、梁保皇党极力抵拒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1902 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竭力攻击革命。保皇党将康文印成小册子，改名《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广为散发，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梁启超则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借口，打着孙梁合作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在康、梁影响下，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和欧美、南洋的华侨，多转向保皇会。这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推进革命的发展，必须揭破保皇党的真面目，并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线。1903 年 12 月和 1904 年 1 月，孙中山先后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在文中，他说，保皇派标榜“爱国”， “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说到底，其所爱乃卖国的清政府，所以是“非爱国，真害国”。孙中山尤其着力揭穿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论的虚伪性。他指出，康固然反对革命，梁也实与之“同一鼻孔出气”。“彼等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因之，他进而明确宣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二者若水火不相容，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树起了民主革命派鲜明的旗帜。它既帮助了人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也就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涌现出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一名绛，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早年参加戊戌维新，主张改良。后转向革命。章炳麟为国学大家，文笔渊雅，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在知识分子中尤享盛誉。1903 年 5 月，他撰长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站在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提出的种种谬说。康有为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只可立宪， 不可革命。章炳麟回答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革命斗争的实践本身就是开民智最有效的途径。从义和团到景廷宾，先讲“扶清灭洋”，后主“扫清灭洋”，就反映了这一点。由是他引出著名的论断：“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康有为力主“皇上圣明”，章炳麟却指斥道：“载湇小丑，未辨菽麦”。戊戌、庚子两役，已充分证明光绪懦弱无能，今既被幽囚，自身不保，康有为又怎能赖之行立宪？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其时革命派从思想上、理论上

正面批判立宪派极具战斗性的重要著作。它有力地打击了保皇党的气焰，对于推进革命宣传，起了良好的作用。

邹容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出生在四川巴县一富商家庭。自幼具叛逆性格，鄙薄科举。后受维新思潮影响，先后到重庆、上海求学。1902 年留学日本。1903 年 4 月回上海，结识了章太炎，5 月出版名著《革命军》，全书两万余字，共七章。邹容在书中，以辛辣锋利的笔调、通俗浅显的文字，尖锐地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中国人民，对外无耻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恶，并以高昂的激情论证了推翻清廷、实行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邹容还颂扬了“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强调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其具体方案，当是效法美国，立宪法，选总统，行议会制度，以保障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邹容响亮地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革命军》是其时表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和理想，较比最为完整和鲜明的著作。它刚一问世，即“不胫而走”， 在国内外不断再版，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

陈天华（189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人。自幼受贫苦生活的磨炼，勤奋好学，尤其擅长弹唱小说，为其后从事革命宣传，打下了良好基础。1903 年留学日本，很快便成长为出色的革命宣传家，所著以《猛回头》、《警世钟》二书，影响最大。陈天华在这两本书中，以通俗流畅的文字，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不仅指出列强侵略是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根源，而且指出列强侵略手法正发生变化，即以清政府“代他管领”， “暗行瓜分”，则更为阴狠可怕。他大声疾呼，只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起反抗，帝国主义决不可能灭亡中国。陈天华批判了保皇派的思想，倡言革命。他说，清政府已全然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替列强统治中国人民的“守土官长”，在此种情况下，“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他断言：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猛回头》、《警世钟》出版后，和《革命军》一样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反复再版，在其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天华

清政府对民主革命思想的日益传播大为惊恐。1903 年 5 月后，《苏报》刊登了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政见的文章，鼓吹革命，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6 月底，清政府便串通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当即捕走章炳麟等人。邹容投案自首，也被关入监狱。这就是震惊一时的“苏报案”。后租界会审公廨判处章、邹分别监禁三年和两年。1905 年4 月 3 日，邹容病死狱中，年仅 20 岁。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 不仅未能阻止革命的传播，相反，进一步促进了爱国志士的觉醒。

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进步留学生纷纷回到内地，到 1904 年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些革命小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浙江的光复会。

华兴会 创建者是著名革命党人黄兴。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①湖南善化县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后转武昌两湖书院。受戊戌维新影响，关心时政，同情自立军起义。1902 年初，被选派留学日本，受革命思想影响，转向革命。黄兴先后参与创办《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1903 年夏，受军国民教育会指派，回湖南策划起义。黄兴回到长沙后，于 1904 年 2 月 15 日正式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到会者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百余人，共推黄兴为会长。两湖革命知识分子先后有四、五百人参加了华兴会。另设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联络会党。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定，于是年 11 月 16 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趁全省高级官员集合祝寿之时举事，占领长沙。但事机泄漏，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科学补习所 1904 年 7 月 3 日，湖北革命志士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在武昌正式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举吕大森为所长，表面上以“研究科学”为宗旨，实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①故多积极投入新军作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联络，积极准备响应后者的起义。华兴会事败，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刘敬安等利用合法的教会阅览室——日知会，继续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并于 1906 年 2 月重新组织起了革命团体，且即取名日知会。

光复会 1904 年冬，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参加会的有蔡元培、陶成璋、龚宝铨等。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曾参与其事。光复会通过陶成璋与会党联络，谋与华兴会协同起义。但因后者先败， 事不成。后来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分部，参加者达数百人。

此外，同期各地还有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相继建立，如上海的福建学生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