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一节 清政府应付变局的抉择

一 洋务运动的产生

洋务，又称夷务，其时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洋务运动，则是指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它肇端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告一段落。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海陆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举办新式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主持者对西方国家和西学认识的深化，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前期（60 年代至 90 年代）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力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70 年代至 90 年代）除继续进行“自强”活动外，又在“求富”的口号下，逐渐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工业。同时，还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方书籍等等。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中外关系的新调度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作为一场自救运动，它体现了清政府应付历史变局的一种抉择。

1860 年前后，太平天国克服了内部危机重新振作起来，并在长江下游地区接连重创清军；北方捻军也在江淮地区日趋活跃，成为太平天国的有力盟军。农民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使清朝政权再度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与此同时，《北京条约》订立后，英法等国的侵略者既获得了新的权益，便抛去“中立”的假面具，明确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法国公使向奕

提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英俄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由是，清政府渡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危机，迎来了“中外和好”的新局面。

1861 年 1 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奕等上《统计全局折》，“综计天下大局”，提出了应付时局的根本战略思想。他们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 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因之，英俄诸国乃是“肢体”、“肘腋”之患，尚可妥协；但“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却是无可妥协的。奕等人将“今日之势”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他们主张联吴伐魏，即联合西方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故其设定的战略重点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

清政府要联合英法诸国镇压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想借重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朝大吏对西方船炮乃战守利器这一点，已看得十分清楚。他们深信，没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初即采用洋炮装备其水师，由两广总督叶名琛源源供应“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在总结湘潭、岳州两个战役湘军取胜的原因时，

①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6 页。

曾国藩认为“实赖洋炮之力”，并要求清廷“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②稍后他在安庆设军械所，开始竭力仿造西洋船炮。1862 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曾登上英法兵舰参观，更叹服不已。他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① 李鸿章购置西洋船炮的愿望，随着太平军越来越多地使用洋枪洋炮，变得愈加急切。当时，“忠王军三分之一均有洋枪”。李秀成解天京之围时，带有“开花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②李鸿章向曾国藩建议，“李秀成所部最重，洋枪最多”，“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③惟其如此，当英法等国表示愿意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便都出现了“借兵助剿”的鼓噪。肇端于购置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最初的动因之一，就是要联合西方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洋务运动同时还包含着强国御侮的目的。奕等人在上述的奏文中也指出：“窃为夷情之强捍，萌芽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他们虽然主张当务之急在联合各夷镇压太平天国，但也没忘记指出，“该夷”毕竟为“仇敌”，不能“忘其害而全不设备”，正确的策略是：“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④后来这一策略思想被奕、曾国藩诸人越来越明确地表述为：应充分利用剿灭“发匪”的名义，掌握西洋船炮技术，以为长远御侮之计。奕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 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①曾国藩、李鸿章也持同样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历史时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②从更大的历史场景看，归根结底，洋务运动又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所引起的积极回应。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天朝大国”竟败于西方“蕞尔小夷”，已反映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清朝封建统治之腐败及其岌岌可危。时人惊呼是为“千古未有之奇变”，说明已依稀感受到了历史潮流的涌动。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志士仁人，急起“筹制夷之策”，他们大声疾呼，放弃无益的虚骄心理，面向世界，研究夷情，尤其要以购买和研制西洋先进的船炮为急务。魏源更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建议设立造船厂和

② 转引自贾熟村著《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第 449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46 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 2217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62 页。

④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5 页。

①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4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5 页。

火器局，雇佣外国工匠制造新式船炮。这已是力图对依稀感受到的历史潮流的涌动作出积极的回应。但因清朝统治者颟顸腐朽，魏源等人的主张不被重视，故“廿余载事局如故”。

经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直入京师，咸丰帝逃死热河，这在清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夷祸之烈极矣”，“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人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已处于世界大潮之中，“夷夏”大防已变为“华、洋” 并列，清王朝面临着受制于“四夷”的危局。由是，人们重新想起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说：“师彼（西方）之长，去我之短，今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①奕则强调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②这话集中概括了洋务运动的目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不仅如此，它强调“审时度势”，应将“师夷长技”当作自强之本、治国之道， 又说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与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回应，愈显自觉和积极。

洋务运动肇端之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为了确保其在华的利益，也要求清政府稍能振作有为，以便承担起代理人的职责，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所以它们极力想影响和控制洋务运动，将之纳入自己所需要的轨道。1866 年（同治五年），英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分别向清廷提出了名为《新议略论》与《局外旁观论》的条陈。二人在条陈中不仅都威胁清廷说，必须遵守和议，不然中华日后不能“保其自主”，而且又都提出了“代谋变通之法”，即要求次第举办“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洋火兵法等”。他们强调， 中外既结为一体，“盖其内政外交两节，今已互结，不能分论”。清政府若“不肯借取新法，平治内乱”，其时外国利益不保，不能不自行干涉，瓜分之事便难避免。③清廷虽不满威妥玛、赫德的咄咄逼人，于所论“代谋新法”， 却持肯定态度，以为“亦间有谈言微中之事”。但上谕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二人“总以将来不能守信为疑，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必须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预防俾各国目前不致生疑之处”，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当统筹全局，陆续勘办。原来， 讲“自强”还有迎合外人不使“生疑”的一面，意思是：中国有能力自强， 以保证外人在华的利益。所以，洋务运动的产生，虽然是反映了洋务派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一种积极回应；但是，由于洋务派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又力主“曲全邻好”，承诺从根本上保证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权益，这就使得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不能不带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

1866 年，在赫德的活动下，清政府派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及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他去英国考察。1868 年，清政府又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怂恿下，派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欧美访问。该团共 5 人，竟有 3 人是外国人。代表团抵美后，蒲安臣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42、15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5 卷，第 1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0，第 24—27 页。

① 《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6 页。

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