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

  1.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报刊、学堂、出版机构的陆续增多,西学传播的渠道大大拓宽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首先被有组织、大规模地引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和广学会,是当时翻译介绍西学的 3 个重要机构。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于 1868 年 6 月,是江南制造局的附设机构。著名科学家徐寿是译馆的创始人和组织者。译馆聘用中西学人作为译员。华籍译员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赵元益等;西籍译员有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在 19 世纪后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译书机构,也是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场所。据《江南制造局记》一书统计,自 1868 年至 1905 年,该馆所译西书共 178 种。但

这个统计并不完备,实际数字要在 200 种以上。

北京同文馆也设有译书处,组织师生译印西书。译员主要是在馆内任教的外藉教师,如丁韪良、德贞、毕利干、骆三畏等。据统计, 30 多年中,

该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 100 多部。

广学会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 1887 年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于上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

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担任总干事。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内,广学会先后编译出版了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多方面的书籍,多达 2000 种以上。同时还出版《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十几种中文报刊。在这些出版物中,西方科技知识是它们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译介西学的过程中,许多中外学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傅兰雅等人。

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早年专心于自然科学研究, 60 年代初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军械修造工作。曾与华蘅芳等人研制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他与傅兰雅等通力合作,共译书 17 部(105 本,168 卷,2272 幅图),内容涉及化学、数学、医学、兵学及工艺制造等。他的译著尤以化学最为系统精当,影响亦大。沿用至今的命名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的原则就是由他创立的。除此以外,他还参与格致书院、《格致汇编》的创办、编发工作,为向国人普及科技知识作出了贡献。格致书院建成后,徐寿出任第一任主持,既讲授科学理论知识,又做实验向听众演示,把那些深奥难懂的科学理论讲解得十分通俗,受到听讲者的欢迎。徐寿之子徐建寅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先后译出《化学分原》、《汽机必以》、《声学》、《电学》等西书 16 种。1901 年徐建寅在汉阳钢药厂监造无烟火药,不幸因火药爆炸,以身殉职。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早年博览科学书籍,尤精数学。后与徐寿父子同入曾国藩幕府,专办制造事宜。他参与筹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并担任算学、地质学方面的翻译工作。先后与西籍传教士玛高温、傅兰雅等合作译成西书共 12 部 160 余卷,著名者有《微积溯源》、《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此外,华蘅芳还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多年,造就科技人才甚众。

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1 年来华。先在北京同文馆、

上海英华学堂任教,后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在这里先后工作了 28

年。他独译或合译的西书共有 129 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书有一多半是经他之手而成。傅兰雅还与徐寿等人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主编《格致汇编》, 致力于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 1896 年他辞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职务,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仍与中国友人保持联系,为江南制造局再译成西书 14 部,并以私人名义资助在中国开办盲童学校。

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从咸丰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由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金陵书局、益智书会等单位刊印的各类西书共 353 种,其中科技类译著不下 300 种,从介绍的内容看,既有基础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也有应用科学,如冶炼、制造、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医疗等,几乎涉及到当时西方科技的各个领域。单科译介也很全面、系统,如当时出版的物理学译著,对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汽学、水学、热学等分支学科都作了较为详备的介绍。 1879 年出版的《电学》是傅兰雅和徐建寅根据瑙埃德(Henry M.Noad)所著《电学教科书》译成。全书 10 卷,附有插图,详尽地介绍了静电学、电磁学、生物电流、电化学、电热、电话、电报等,详细反映了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电学概貌。徐寿父子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类著作不下 20 种,如《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求数》、《化学考质》、

《化学分原》等。这些书阐述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的定性及定量分析等知识,都作了系统的介绍。此外,西方科学界的各种理论,如宇宙生成说、太阳黑子理论、生物进化学说、地层构成理论等,也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牛顿、哥白尼、伽利略、康德、达尔文、赖尔、爱迪生等世界科学巨匠的名字,逐渐为国人所熟悉。

此期西方科技知识的进一步传播,不仅有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国人的自然观的进步。例如,李善兰接受了哥白尼、刻卜勤、牛顿等人的科学理论后,便对“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作了有力的批判。郭嵩焘根据所学的化学知识,对宇宙物质构成有了新的认识,说: “本质不变者凡六十三种(案:指当时发现的 63 种化学元素),养气、炭气、轻气三者为大纲”;①薛福成则借助生物进化论,对动植物及人类演化的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盖自土、水、风、火咸备而植物生;又久之而化生、湿生之物生,虫鱼是也;又久之而卵生之羽族生;又久之而胎生之毛族生;最后,人类蕃育,而地球于是乎大成。”②由上可见,这个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能够初步运用科学知识说明自然现象及其发展历史。近代唯物论的自然观在他们的思想中初步形成了。

① 《郭嵩焘日记》,第 3 册,第 221 页。

②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出版 1985 年版,第 4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