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国强兵”与建立新式军队、警察制度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实行一系列改革及建设的最终目的。但是，为了富国强兵，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国防力量，而为了增强这个力量，就必须取消旧的军制，建立新的军制。早在 1870 年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时，山县有朋就提出改革军制的建议，并且指出改革军制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政策之提出，不但是针对开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具有奋发图强抗敌自卫的积极意义，而且也有对内加强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富国强兵政策的消极面，而且这个消极面越来越大。

在正式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之前，新政府曾做了一些军队建设改编的工作。1871 年 2 月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从参加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的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军队中选拔出大约一万人，建立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称曰“亲兵”。与此同时，又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为新政府的军队。但是，这些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富国强兵，必须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制度，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因此，明治政府决定采纳山县有朋的建议，在 1872 年 11 月颁发了征兵诏书。1873 年又颁布征

兵令，正式着手建立新式常备军。

实行征兵制，意味着在军事上取消旧的封建武士军队而建立资产阶级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而从民众中征兵。但是，为了减少来自武士方面的反抗，又起用“士族”担任新式军队中的骨干军官。

随着新式军队的扩充，从 1875 年起逐步解散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

队。到 1890 年左右，新式军队中的陆军已拥有 7 个师团现役 5.3 万人，预备

役 25.6 万人。海军拥有 25 艘军舰和 10 艘鱼雷艇，总计 5 万余吨。

明治政府也注意警察制度的改革，还逐渐地建立和发展了近代警察制度。1873 年大警视川路利良赴欧考察回国，提出“以警治国”的建议。1874 年在全国建立了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事警察”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由中央的内务省全面指挥全国各地的警察。这个警察制度，既参照外国经验，又继承了日本封建时代的传统。警察头子川路利良就是萨摩藩的封建武士出身，而且明治初期的警察也完全是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充当。

日本的新式军队及新的警察制度，都是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向他们灌输效忠天皇服从天皇的思想。1878 年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 来崇拜。所谓“武士道”精神成为一切军人的行为准则。“武士道”本来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它强调“忠君”、绝对服从、勇敢及不怕死的精神，军人在必要时必须勇于拔刀“切腹”，“切腹”被看作是武士“忠勇”、“义烈”的表现。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①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度，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使得政权从封建领主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手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说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这次革命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而且也没有给一般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它不仅未能彻底解放农民，而且以沉重的地税去阻碍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在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时，不是把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劳动的农民，而是把新地主对于佃农的剥削保存下来；在消灭封建等级时，不是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平等，而是保留了“华族”、“士族”、“平民”的差别；在推翻幕府的统治时，不是把天皇制同时予以废除，而是把天皇抬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加以“神化”，建立了天皇专制制度；它未能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发展充分提供条件，而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发展了带封建性的、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和特权财阀资本，这种特权资本不仅剥削劳动人民，而且也压抑了中小资本。一句话，这次革命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因而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就形成为军事封建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

那末为什么日本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此不彻底？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革命的战斗力量虽然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用革命行动推动革命前进，没有影响革命进程及革命结局。第二，领导革命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赞成资产阶级改革的下级武士。这一点是由日本的特殊的历史条

①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的认为它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的人说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权的转变”，并且认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此外还有“民族运动”、“革命与改革”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件所决定的。革命前夕，日本资本主义关系远远没有成熟，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数量不多，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主义突然入侵，并且造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国内一个能量最大的集团——下级武士于仓卒之间担任了革命领导者的角色，起来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是因为它具备下面几个条件：一、他们大多数资产阶级化了，所以最关心日本的资本主义前途及国家的命运。二、日本武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下级武士中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他们中间大多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三、下级武士多半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才干，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出色的政治家、理财家、军事家及外交家。也有的成为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工业家。

但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终究与封建制度有藕断丝连的联系，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儒学、国学的思想熏陶，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忠君思想。这就使得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从而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不过，总的说来，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把落后的封建的日本推进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地位，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

在这次革命中，下级武士所发挥出来的那种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刻苦学习先进国家的那种进取的精神，为了救国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明治维新所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明治维新在中国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全盘否定了明治维新，谴责维新是“篡国”。洋务派肯定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技艺的一面，否定其政治改革的一面。而黄遵宪、郑观应、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则站在维新派的立场上，对于明治维新推崇备至。

明治维新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从事变法活动，也是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对于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及意义都作了论述，并且分析、评论了维新时期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他特别赞赏日本政府大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康有为写了《日本变政考》，按时间顺序介绍了维新时期的日本大事，着重分析了明治政府各项改革的利弊。黄遵宪和康有为写这两本书的目的，便是希望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比如，康有为在把《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时，还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当时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实行变法，以便使中国“由弱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