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印民族运动的开展与国民大会党的成立

殖民政府和封建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搜刮，英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使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在农业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业高利贷资本横行的孟加拉、马哈拉斯特拉、孟买和旁遮普地区，农民丧失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农民的处境更为悲惨。19 世纪下半期，发生灾荒 24 次，饿死 2000

多万人。仅 19 世纪最后 25 年间，就饿死 1500 万人之多。殖民掠夺和连年灾

荒激起了 1872 年至 1882 年绵延十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1872 年东孟加拉的帕布纳和博格拉的农民，为反对柴明达尔非法提高地租和加征各种捐税举行起义，提出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的口号。1872 年，在旁遮普发生了锡克人纳姆达尔教派①的起义。在木匠拉姆·辛格的领导下，起义者攻打马洛德城堡和马列尔科特拉城，但因准备不足而被英军镇压。1870～1880 年马哈拉斯特拉爆发了达十年之久的马拉特人的农民战争。1873 年第一次起义被镇压后，各地分散的游击队继续活动。1875 年又汇合成为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起义，席卷浦那和阿赫美德那加地区。参加起义的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霍尼雅·巴哥吉·肯格里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人们称他是“债务人的朋友”。起义农民攻打高利贷者，没收并烧毁借据、地契和法院判决书，痛打收税官员。英国殖民者一面派军队镇压，一面表示要保护农民免受高利贷剥削。农民起义停止之后，英国殖民者不但未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且不顾 1876～1878 年发生的严重饥荒，又提高盐税，加征工商业税。因之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反殖情绪更加高昂，1879 年马哈拉斯特拉农村爆发了第三次大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马拉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瓦苏杰夫·巴尔旺特·帕德开和哈雷·纳伊克。他们计划建立和扩充革命队伍，攻占殖民政府机关，掀起马哈拉斯特拉的起义，进而扩至全国，推翻整个殖民统治。起义军攻打地主庄园和高利贷者住宅，袭击英国殖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给殖民政府的通告中要求减轻赋税，奖励民族工商业，救济灾民，降低英国官吏高薪，等等。这次起义被镇压，瓦·巴·帕德开被俘并判终身监禁。起义的巨大意义在于开始把反殖民主义斗争与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下层人民的起义有了初步的结合。

马拉特起义失败之后，相继发生了 1879 年至 1880 年泰鲁固族和沙沃尔族的农民起义，1881 年至 1882 年比哈尔地区农民起义，90 年代东印度的曼尼普尔、肯札尔以及西印度的坎贝等地的农民起义。这些自发分散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沉重的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同时，印度工人阶级也开始展开罢工斗争。1877 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1882 年至 1890 年，

① 锡克教的一个分支，也叫“神各派”或“呼神派”。

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发生了 25 次罢工。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公用事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斗争。1884 年孟买纺织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群众集会，要求规定必需的休息日、限制劳动日等。通过反复的斗争，工人争得了某些劳动立法。1881 年殖民政府被迫颁布第一个工厂法，禁止七岁以下的儿童进厂劳动，1891 年的工厂法又规定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禁雇九岁以下的童工，14 岁以下的儿童每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七小时。

这一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是自发的、地方性的、主要是经济性的。但是， 工人斗争的兴起进一步把反殖斗争引进了城市，他们与城市贫民斗争相汇合，直接打击了殖民统治的中心，配合了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制政策，日益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不满。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各种地方性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改良主义政治组织。1870 年在孟买管区马哈捷夫·戈文德·拉那德（1842～ 1901 年）组织了“浦那全民大会”，他和达达巴伊·纳奥罗哲是“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的代表。他们开始把以往零散的朴素的改革要求系统化、理论化， 形成一套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理论。例如纳奥罗吉提出“财富外流说”，揭露了印英关系的实质。1873 年发表的《印度的贫困》一书，对英国在印度的剥削政策及其结果进行了全面剖析。1876 年苏·班纳吉（1848～1926 年）组成“印度协会”。他们反对英国殖民束缚，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普及欧式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税制，司法平等，建立陪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实现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等等。1883 年，班纳吉以印度协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除印度协会在孟加拉各地以及北印度一些地方组织的代表外，还有来自孟加拉、马德拉斯的民族主义者，会议通过的决议，如要求让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立法会议，都是具有全国性的要求。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怎样把印度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建立全印统一组织已是大势所趋。

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互相没有联系，但是七八十年代的革命形势，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个别地区与农民运动联系的前景，使英国殖民者恐惧不安。英国退休官员休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已成长起来的阶级的代表们⋯⋯领导了人民的发动，并给其以自觉性，就能使其转变为民族起义”。殖民者为了防止工农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又极力拉拢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力图把资产阶级运动纳入“合法”的轨道，于是便支持他们的代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1885 年 12 月 28 日，在休谟的导演下，印度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简

称国大党）在孟买宣布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 50

％，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者各占 25％。会议主席苏·纳·班纳吉在开幕词中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大唱赞歌：“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大会宣布效忠英国，同时要求民族平等和殖民地自治，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保护关税，实施民族教育，实行固定田赋制，降低税收，增加立法评议会中的民选议员，等等。国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仅限于报刊上的宣传，抗议殖民官员的横暴，争取民族平权，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向英国议会请愿，召开年会。它的宣传鼓动对提高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起了一定的

作用。但其依靠殖民政府进行改良的基本要求却始终未能实现。

19 世纪末，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印度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

及其知识分子的队伍急剧发展。到 20 世纪初，印度本民族的律师、记者、教师与下级职员的人数达七百余万人，学生有五十多万。他们大多数都深受殖民者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随着他们在国大党里力量的增长，国大党也开始发生了分化。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在国大党内除了掌握领导权的“温和派”外，又出现了巴尔·甘葛达·提拉克（1856～1920 年）为代表的“激进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富农和广大自由职业者的愿望。他们极力反对“温和派”的改良主义，主张联合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印度联邦共和国。他们的弱点在于鼓吹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把印度教作为思想武器，不能团结广大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没有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坚决反英的主张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提拉克主编的《狮报》及其他激进派报刊在揭露殖民主义罪行、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启发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方面有着巨大的功绩，他们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运动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未来的全国性、群众性反殖运动的高涨作了一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