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统治集团的改革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局面，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力图实行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以挽救帝国的瓦解。这场改革经历了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反复曲折的斗争。改革派得到了一部分受到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官吏、知识分子、商人和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守旧派的力量主要是享有特权的大封建主、近卫军和伊斯兰教僧侣。

早在 18 世纪初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就引起了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的忧虑。但是，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了解国家崩溃的真正原因，而只是感受到这个危机的外部表现，例如国库空虚，军事失败，近卫军的叛乱，帕沙的独立，政府机关中的贿赂公行和骄奢淫逸，大批领土的割让，被统治民族的解放运动等。他们企图在军事技术、行政和财政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改革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在亚非国家中，土耳其是最接近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国家。它利用其地理优势，最早开展了防御性的现代化，即学习英法的科学技术知识，加强国力，实行改革，以防止封建帝国的崩溃。第一个进行改革尝试的政治家是达马德·易卜拉欣。他在 1718～1730 年任大维齐期间，指示驻巴黎大使“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汇报其中能使其应用”于土耳其者。1727 年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第一家印刷所，承印各类土耳其文书籍。及至 1742 年印刷所被封闭，总共才出版了 17 部书。1720 年在首都组织了一个消防队。对海军进行了改组。1734 年建立了一个几何学学校，训练炮兵军官，但是因为近卫兵团的反对，很快关门了。这些改革无关要旨，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没有产生多少重大的影响。

第一个正式实行改革的是塞里姆三世（1789～1807 年）。他在 1792 年至 1796 年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没收拒绝服兵役的封臣们的大小采邑，改组海军，依照欧洲方式训练常备军，开办新式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组织“12 人委员会”以监督宰相，设立财政局，对烟、酒、咖啡和其他商品征税，向国外派驻常设使节等。这些改革遭到了官僚贵族、高级阿訇和近卫军官的反

对。1794 年，维丁的总督奥斯曼·巴兹温特-沃格鲁首先发动了反对塞里姆三世改革的武装叛乱，迫使素丹妥协。1806 年，近卫军在鲁米利亚发动叛乱，反对组织新军，素丹无奈只得收回在鲁米利亚推行“新制度”的命令。 1806 年，俄国发动对土战争。反对“新制度”的封建主，利用改革派大臣和军队开往前线的机会，于 1807 年 5 月策动近卫军在首都暴动，在赛马场设立大本营，屠杀改革派大臣，塞里姆三世被废逐。新素丹穆斯塔法残酷迫害改革派，完全恢复了旧制。

在塞里姆三世改革失败前后，南斯拉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 1804 年，在商人出身的盖奥尔吉·彼得罗维奇领导下，塞尔维亚爆发了人民起义。起初，塞尔维亚人民只是反对近卫军的横暴行为，要求有自由选举地方官的权利和减轻税收，尚未提出建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1805

年 9 月，起义者建立塞尔维亚行政委员会来治理从土耳其人铁蹄下解放出来的领土。1806 年末，起义者攻占最后一座要塞贝尔格莱德，正式提出脱离土耳其统治的独立要求。塞里姆三世派去镇压的军队，多次遭到惨败。 1812

年素丹政府被迫给予塞尔维亚人以自治权。但素丹背信弃义，旋即于 1813 年向塞尔维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并占领了塞尔维亚。不甘忍受奴役的塞尔维亚人民于 1815 年再度举行起义。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迫使素丹政府重新让步。1830 年 8 月，素丹颁布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和选举大公的权利，但大公必须允许素丹在贝尔格莱德等城市驻军。

继塞尔维亚起义之后，1821 年又爆发了希腊起义。1830 年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

巴尔干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震动了土耳其的封建集团，改革派又重新抬头，他们坚持主张消灭近卫军和成立新军，甚至一部分高级阿訇也感到，近卫军毫无用处，只有建立一支按照欧洲方式训练的军队，才能使帝国免于崩溃。

在改革派的支持下，素丹马赫穆德二世于 1826 年 5 月颁布了成立新军的命令，邀请埃及军官前来训练新军。马赫穆德二世考虑到近卫军必然反抗，乃调集素丹直接控制的炮兵到首都预作防备。近卫军果然在 6 月 15 日掀起叛乱，立遭炮兵猛烈轰击。血战继续了好几天，近卫军大败，数以千计的尸体被投入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过这场较量，素丹遂正式宣布解散近卫军。近卫军的被消灭，虽然翦除了人民最痛恨的、最横暴的封建恶霸势力，但并不能中止奥斯曼帝国腐烂和崩溃的进程。

马赫穆德二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在 1831 年宣布废除军事采邑制，使大小采邑变成了与军役无关而征收土地税的一般私有财产。勒令西巴希退休，发给他们养老金，总共约为七十五万英镑（当时的价值）。同时，把伊斯兰教会的土地和其他产业也置诸素丹政府控制之下。

在行政方面，他仿照欧洲国家设立了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陆军部等等，建立使地方行政长官直接依附于素丹的制度，派文官担任省长和县长。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取消内地关卡，开办邮政，发行报纸，恢复旧日停办的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开办军医学校、军事科学院和帝国音乐学校。

在 1831～1833 年和 1839～1840 年的两次土埃战争中，素丹的军队都被埃及的新式军队所打败。因此，在土耳其封建统治集团中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官吏，认为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还不能挽救帝国的危亡，主张进一步实行

改革。改革派的领袖是 1839 年任外交大臣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沙。当土耳其军队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溃败，素丹统治正受到严重威胁时，穆斯塔法·雷希德-帕沙劝说素丹阿卜杜尔-梅吉德实行新的改革。11 月 3 日，雷希德-帕沙在皇宫的花园里对各大臣、高级阿訇与各国外交使节宣读他所草拟的敕令，即所谓“御园敕令”。宣布保证帝国全体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享有人身、名誉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权；确定固定税率，废除包税制；建立合理的征兵制度，服役期限定为五年。敕令谴责卖官鬻爵与贪污受贿行为，宣布违犯者处以严刑。以后又根据雷希德-帕沙的拟议，颁布了一系列改组法院、政府机关、军队和教育机构的法令。

雷希德-帕沙特别重视世俗教育，力求摆脱伊斯兰教对教育的控制。1845 年设立了临时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改革方案，1848 年正式确定了大中小学的三级教育体制。到 50 年代设立了许多中小学，还创办了大学和土耳其科学院。

以 1839 年的“御园敕令”为起点的新的改革，在土耳其近代史上称为“坦齐马特”①。这次改革和以往两次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它的倡导者仍来自封建集团，目的在于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改革缺乏坚实的新的阶级基础。封建集团中只有一部分人认为改革有必要，大多数僧俗封建主以为改革危害帝国的统治，因而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使许多措施不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害怕改革会导致土耳其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因此也大力反对。这些因素招致改革的失败。

改革的失败表明奥斯曼帝国已病入膏肓，单靠它自身的力量再也无法恢复生机。从而使它成为欧洲列强任意宰割的“近东病夫”。在克里木战争中，土耳其虽是战胜国之一，但它却不能以平等的一员参加会议。在英、法等国的强大压力下，1856 年 2 月 18 日素丹颁布诏书，重申 1839 年改革的各项原则，并列入巴黎和约作为土耳其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1856 年的诏书表面上是“坦齐马特”的继续和发展，实质上是列强奴役奥斯曼帝国的一根绳索。诏书答应外国人有权占有不动产，规定利用欧洲的科技和资本施之于改革事业，修建铁路，建立银行，发展商务。1856 年颁布创办奥斯曼银行的法令， 1863 年该行改名为奥斯曼帝国银行，它由英法资本控制，有权发行货币，不纳捐税。该行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掌握了土耳其绝大部分对内对外贸易。1858 年颁布新土地法，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全权的土地所有者，而佃农和雇工则听任地主随意摆布。还颁布了外国人有权占有土地的法令。克里木战争期间，为了筹措经费，奥斯曼帝国首次向英、法借债。此后，财政状况日趋严重，债台高筑，到 1870 年已负债 25 亿法郎。封建统治集团只得以关税等收入作为抵押。于是，这些经济部门也落到了外国资本手中，土耳其的半殖民地地位日益加深。

① 意思是仁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