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特罗纳·哈利尔起义和帝国的危机

素丹阿赫美德三世在位时期（1703～1730 年），封建贵族生活之腐化日甚一日。居住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达官显贵穷奢极欲，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尽情地用于寻欢作乐。素丹阿赫美德三世及其左右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为他们营建豪华的宫殿和别墅。他们夜以继日地沉溺在宴会、打猎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中。贵族们竞相用精心培植的郁金香来装饰自己的花园。与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度贫困。当时， 伊斯坦布尔约有六十万人口。其中有很多手工业者，从事军需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制造；也有不少充当短工的破产农民和游民。捐税的沉重，食品价格的上涨，高利贷的猖獗，使这些劳动群众濒于饥饿的边缘，因之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愤懑与日俱增。1730 年 9 月 17 日晚，在小贩出身的阿尔巴尼亚人巴特罗纳·哈利尔的领导下，伊斯坦布尔的手工业者、贫民、小商人以及部分近卫军等 3000 人聚集在艾特-美丹广场，要求素丹阿赫美德三世把人民痛恨的宰相、神学家和其他高级官吏交给他们审判。起义者夺取了很多武器。宰相伊布拉金建议素丹调动宫廷卫队去镇压起义，阿赫美德三世胆怯地加以拒绝。9 月 18 日，首都的近卫军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人数共达 12，000 人。素丹看到起义规模迅速扩大，决定牺牲自己的近幸，下令将伊布拉金和其他几位官员处死，并将尸首交给起义者。不久，阿赫美德三世被迫逊位给自己的侄儿马赫默德一世。统治者的微小让步迷惑了起义者。巴特罗纳·哈利尔等天真地认为所有灾难都是由于残暴的素丹及其佞臣造成的，只要“仁慈的” 素丹即位，暴政和灾难就会自行消失。新素丹利用起义领袖缺乏警惕而策划了杀害他们的阴谋。11 月 14 日，巴特罗纳·哈利尔等被请入宫举行军事会议，即在宫中遇害。接着，下令屠杀一切起义的参加者，仅仅一天之内，被杀害的就有 400 人。这次起义失败后人民的反抗运动并没有停止。1731 年 3 月 13 日，300 名近卫军又举行了一次起义；8 月，政府又发现了一个反对素丹的新密谋，有 300 个密谋的参加者被杀害。1730～1731 年首都人民的起义虽告失败，但它表明帝国内部的矛盾已很尖锐，帝国的大厦已岌岌可危。

18 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境内被压迫民族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巴

尔干各族人民在 60 年代组织武装起义，反抗近卫军的横暴。阿拉伯各国、亚

美尼亚和高加索等地也展开斗争，其中以 1769 年阿里贝伊领导的埃及人民起

义规模最大。到 80 年代，在阿尔巴尼亚、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巴尔干以及安那托利亚的一些地区，都发生了起义。

奥斯曼帝国的危机还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上。一些地方的总督， 利用素丹政权的软弱无力，开始割据一方。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加尼那的总督阿里在 18 世纪末开始割据伊庇鲁斯，维丁的总督奥斯曼·巴兹温特

-沃格鲁开始据有多瑙河下游从贝尔格莱德到海岸的广大地区。他们不服从素丹的管束，直接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奥斯曼帝国的西亚北非部分，

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拉克、叙利亚地区的封建主也都成了独立或半独立的诸侯。甚至在小亚细亚和鲁米利亚，也出现了不少“山谷之王”。他们控制一方，抗拒素丹的命令，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迁就妥协的态度。例如扎尼克总督阿里，拥有 1000 名士兵，十天之内能集合 6 万人的大军，他占有大量田产和几千头牲畜，实际上占据着小亚细亚的东北四省。到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素丹的实际权力几乎不超出首都附近地区，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俄、奥、英、法等列强都对“土耳其遗产”垂涎三尺，由此产生了所谓“东方问题”。

土耳其首先引起了强邻俄国的觊觎。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通过一系列战争，俄国夺取了亚速夫、克里木、库班、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等，以致土耳其的疆域日蹙，国力日弱。

法国、英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列强都在 18 世纪强迫土耳其签订了“特权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特惠通商条件、成为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族人民进行殖民奴役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