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工联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英国工会是国际总委员会直接依靠的唯一的群众性组织，而且英国工会领袖之一奥哲尔是总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英国工会与第一国际的关系是极

为密切的。但是，英国工会的领导人迷信工联主义，夸大工会的作用而忽略政治斗争，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满足于在这个制度下面保持工人的一定的工资水平。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关切，马克思不能不与这个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

1866 年 6 月，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批判了英国工会领袖的错误观点。他在报告中一方面承认成立工会组织及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指出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学校，对于提高工人生活有现实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指出：不应过分夸大这个斗争的作用。工会不是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斗争，而是在跟资本主义的结果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能是在用止痛剂而无法根绝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打击工联主义并以革命思想武装英国工人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了工联主义者在爱尔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工联主义者反对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他们甚至把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欺骗爱尔兰人民的英国首相格拉斯顿颂扬为“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的慈善家。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工联领袖所歌颂的格拉斯顿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纲领的欺骗性，并且指出这个纲领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用来防止革命的避雷针。

但是，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国际前期的主要危险来自蒲鲁东主义，因为 19 世纪 50～60 年代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广为流传，对西欧的工人运动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第一国际建立后，蒲鲁东主义者不仅把持了巴黎支部，拒绝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而且还积极向国际进攻，力图把其错误理论和纲领强加给国际。因此，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成为国际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反映遭受破产威胁的手工业者利益的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便是企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出一个第三种东西。蒲鲁东认为，私有制是违反平等的，共产主义是违反独立的，而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个“平等”和“独立”的合题，这个合题叫作“自由”。蒲鲁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自由”的社会。

在社会经济方面，他认为“自由”的社会就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他说：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提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 简言之，蒲鲁东所设想建立的只能是以小生产者为基础的合作社、互助协会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反动的空想的计划。

在政治方面，蒲鲁东所说的“自由”社会就是无政府主义。他极端仇视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并且看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他却走到另一极端，得出了反对任何国家组织的结论，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他不但反对国家，而且也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服从”。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观点。他主张各地的居民组成“自治集团”，各个集团也可以结成“自由联邦”。

蒲鲁东反对政治斗争，甚至也反对罢工，反对工人成立工会，认为任何

联合都是对于个人的强制。他也反对妇女参加生产，认为妇女只能从事家务劳动。

针对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毫不调和的斗争。

1866 年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在合作社、工会及罢工、妇女劳动等问题上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关于合作社问题，大会的多数代表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合作制度可以经由和平道路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大会在《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合作运动只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之一，它本身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制度改变的先决条件是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地主手中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工会及罢工问题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驳倒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它指出：“资本代表集中的力量”，工人如果成立工会组织就可以加强工人的团结，以对抗资本家的进攻；而工人举行罢工，可以阻止资本家之加强剥削，因此工会和罢工都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决议也警告社会主义者及工人不要夸大罢工斗争的意义，工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目的之内，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的解放。

关于妇女参加劳动的问题，大会多数代表证明：妇女劳动的推广是简化了劳动过程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结果，同时由于资本家坚持压低工资，为了维持最低生活，妇女之参加工厂劳动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大会还承认妇女之卷入工业生产是进步现象：它增强了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可以使妇女摆脱家庭事务的狭隘圈子。

在 1868 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保存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因此大会便展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早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马克思曾向总委员会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下面，农民之破产，小农之被资本主义大农吞并的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观点得到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及许多工人的拥护。因此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大多数代表反对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大会通过决议，主张金属矿、煤矿、铁路“必须属于整个社会”，土地应“成为公共财产”。布鲁塞尔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彻底胜利。因此大会后在

蒲鲁东主义者内部发生分裂，在法国及比利时开始出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其中有法国的瓦尔兰及比利时的得·巴普。他们放弃小私有制的幻想而开始拥护集体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