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中非关系

中国与非洲，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关系，到了近代，又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猎获和贩卖奴隶曾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欧洲殖民者不仅贩卖黑人为奴，也在中国东南沿海拐掠中华儿女。葡萄牙殖民者一到澳门，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资，每岁不知其数”。荷兰侵占台湾、澎湖期间，大批掳掠人口，贩运到印尼为奴。同时，他们也把黑奴带到澳门、台湾，替他们服劳役，当炮灰。因此，当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许多黑人自愿参加了郑成功的军队，组成铳炮队，打击荷兰殖民者。

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颁布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会，但他们在契约劳工的名目下继续掠夺亚非各国的劳动力。华工是“契约劳工”的主要来源之一。1812 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招募木工、石匠和专作粗工的“契约工人”，从澳门贩运到圣赫勒拿岛。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去美途中也在该岛遇见过华工，他写道：“予等乘此停舟之际，由约姆斯坦（Jamestown）登陆，游览风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间植物则甚多，浓绿芸芸，良堪娱目。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 以后，华工又被殖民者招雇到马达加斯加、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列强敲开了大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非洲各国遭到了殖民主义的野蛮瓜分和侵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行径表示愤慨，对非洲人民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他们认为 19 世纪末非洲“是欧洲列强之间斗争的焦点”，当非洲“大体上已经划定”，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将成为欧洲列强“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 的地方，流露出一种唇亡齿寒的感情。中国对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关注。1908 年孙中山高度赞扬摩洛哥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他说：“法兰西、西班牙二国既派警察不已，再遣征军，尽握海口，又入重地。麽（摩洛哥）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奋发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

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麽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

1899 年“中刚简明专章”，是中国与扎伊尔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个条约。1885 年柏林会议承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之后，利奥波德政府为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并在中国招工，与清政府签订该约。该约共二条。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产、不动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人民相同。在“中刚简明专章”签订之前，就有一批华工到扎伊尔参加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1901 年、1902 年、1904 年和 1906 年又有几批华工到扎伊尔。

英布战争期间，南非金矿被战火波及，许多非洲矿工离散回乡。战争一结束，感到劳动力缺乏，决意招募华工。1904 年 5 月 13 日，中英正式签订“保工章程”。英国在天津、烟台、广州等地张贴雇工合同，由“大包商”、“小包商”拐骗劳动人民到南非金矿卖命。自 1904 年 5 月首批华工从香港启运，到 1906 年，前后历时三年，共招 63，811 人，其中从秦皇岛启程者 43， 258 人，天津 4139 人，烟台 14，675 人，广州—香港 1741 人。与从前到非洲的华工相比，这批华工所受待遇更为苛刻。他们均以三年为期，期满可再延续三年，至时遣送回国，无权移居南非。华工每日工作十小时，每两月工银为两镑半，只准做粗工，禁做熟练技工，不准经营小手工业，不准经商，不准购买不动产。华工必须住在矿主指定的场所（围场）里，如擅离住所，得拿官究治，罚款 10 镑或监禁一月。外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以便稽查。这类规定，与当时对付非洲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措施，如出一辙。

清政府为了“保护华工”，向南非派驻了总领事。这是中国向非洲派遣的第一个常驻外交使节。

世纪初，在莫桑比克亦有华侨四百余人。他们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苛例之苦，请求设领事保护。1905 年，清政府委派德商费里士窝傅代理驻该地的副领事。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在国家关系上是由帝国主义插手包办的，是按照殖民者的利益安排的；去非洲的华工和华侨与非洲人民共同生活，共同遭受殖民者的鞭打、虐待、剥削和奴役，同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