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国际内机会主义势力的增长

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年（1896 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就已显示出机会主义势力的抬头。大会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决议中虽然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但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只强调议会选举，并且号召工人为下列目标而斗争：“一切成年公民有普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有被

选举权，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并且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虽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给农民带来的日益深重的灾难，只有在社会主义下面才能消除这个灾难，但是在涉及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时，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针和任务来。换言之，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完全忽略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和农民建立联盟的问题，这说明它们害怕革命，不愿意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夺取政权。

在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表露得更为充分。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转变关头，产生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之入阁，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践。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就表明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顶点。巴黎大会在讨论米勒兰入阁问题的过程中，围绕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辩论，并且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派是以盖德为首的反入阁派，他们在盖德—费利决议草案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另一派是以饶勒斯为首的入阁派。他在《两种方法》一文中力图证明： 米勒兰参加内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他认为米勒兰入阁拯救了共和国，并且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

大会的第三派是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考茨基提出的决议草案说：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在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末，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对此发表意见。”大会以 29 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草案。意大利社会党人恩科利·费利称它为“橡皮性的决定”。

大会另外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到 1900 年为止，第二国际一直没有一定形式的常设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由于第二国际活动范围的扩大， 也出于加强工人组织联系的需要，大会决议成立国际的最高领导机关，即国际社会主义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只能算是一个通信和统计的中心机构，因为它没有权力，各国的党可以自行其是。

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的抬头，固然和恩格斯的逝世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到时代条件中去找。

首先，机会主义的增长是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造成的。帝国主义扩大了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上层分子（如提高他们的工资等），于是这些上层分子就成为机会主义的支柱。

其次，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及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社会主义，迫使资产阶级实行广泛的劳工立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有许多国家的工人享受了社会保险。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改变，对机会主义者有很大的诱惑力。

第三，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许多小资产阶级破产了，他们涌入无产阶级队伍，于是就把小资产阶级意识带到工人中间来，他们还念念不忘想爬上资产阶级地位。这种思想意识也成了机会主义滋长的基础。

第四，工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中的干部逐渐成为脱离群众的官

僚，他们不关心工人群众的命运，力图回避斗争，唯恐失去优厚的待遇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