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语系和语言的类型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语言不是直接由说话者的心理支配的。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这一原则的一个后果：任何语系都不是理应永远属于某一语言类型的。

要问一群语言属于哪个类型，这是忘记了语言是演变着的；言外之意是说在语言的演变中会有一种固定的要素。对一种没有界限的效能，我们凭什么一定要给它强加上界限呢？

的确，许多人在谈到某一语系的特征的时候，其实想到的是那原始语言的特征，而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那是指的某一种语言和某一个时代。但是如果认为有些永恒的特征是时间和空间都无法改变的，那就会跟演化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发生冲突。任何特征都不是理应永远不变的，它只是出于偶然才保存下来。

试以印欧语系为例。它所从来的语言的特征是大家所知道的：语音系统非常简单；没有复杂的辅音组合，没有复辅音；元音系统很单调，但能起极有规则并具有深刻语法意义的交替作用（参看第 220 页、第 308 页）；有声调，原则上可以置于词中的任何音节，因此有助于语法对立的作用；有音量的韵律，纯粹以长短音节的对立为基础；很容易构成复合词和派生词；名词和动词的屈析变化很丰富；起屈折变化的词本身就带有限定作用，在句子中是独立的，因此构造很自由，带有限定意义或关系意义的语法词（动词前缀、前置词等等）很少。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特征中没有一种是完整地保存在印欧系的各种语言里的，有几种（例如音量韵律和声调的作用）在任何语言里都已找不到， 其中有些甚至大大改变了印欧语的原始面貌，以致使人想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例如英语、亚美尼亚语、爱尔兰语等等。说同一个语系的各种语言多少有某些共同的变化，这是比较合理的。例如上面指出过的屈折机构的的逐步弱化在印欧系各种语言里很普遍的，尽管它们在这一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其中抗拒最力的是斯拉夫语，而英语却已把屈折变化缩减到几乎没有什么了。作为反作用，相当普遍地，在句子构造方面建立了一种颇为固定的词序，表达的分析法有代替综合法的倾向，用前置词表示变格的意义（参看第 252 页），用助动词构成动词的形式，如此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原始型的某个特征可能在某种派生的语言里已经找不到。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一语系全体代表所共有的特征竟然是原始语言所没有的。元音和谐（即一个词的后缀的所有元音的音色跟词根要素的最后一个元音发生某种同化）就是例子。在一大群流行于欧亚两洲从芬兰直到中国东北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里，都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一极可注意的特征很可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不是原有的特征，我们甚至不能引用来证明这些语言有（大可争论的）共同来源，正如不能引用它们的粘着的特征一样。人们也已承认汉语并不一直是单音节的。

把各种闪语同重建的原始闪语相比，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它们都牢固地保存着某些特征。这一语系比其他任何语系都更能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属于一个永恒不变的、为那语系所固有的类型。我们可以从下列特征认识它， 其中有几种是跟印欧语的特征明显地对立的：几乎完全没有复合词；很少使

用派生法；屈折变化很不发达（但是原始闪语比各种女儿语发达些），因此词序有严格的规则。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同词根的构造有关（参看第 261 页）。词根有规则地包含三个辅音（例如 q-t-l“杀”），这在同一种语言内部的任何形式里都保存着。（试比较希伯莱语的 qātal“他杀了”，qātāl“她杀了”，qtōl“你杀罢”，qitlī“你杀”等等），而且在各种语言里都是这样

（试比较阿拉伯语的 qatala“他杀了”，qutila“他已被杀了”等等）。换句话说，辅音表达词的“具体意义”，即词的词汇意义，而元音（当然还有某些前缀和后缀）却通过它们的交替作用专表示语法意义（例如希伯莱语的qātal“他杀了”，qtol“杀”，带后缀的 qtāl-ū“他们杀了”，带前缀的 ji-qtōl“他将杀”，带前缀和后缀的 ji-qtl-ū“他们将杀”等等）。

面对这些事实，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一成不变的特征是没有的；永恒不变只是偶然的后果；在时间的进程中保存下来的特征，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仍就闪语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三辅音的“规律”并不是这一语系所特有的，因为其他语系也有完全类似的现象。在印欧语里，词根的辅音组织也受到严格规律的支配。例如在 e 之后不能有i,u,r,l,m,n 这一系列中的两个音，像 *serl 这样的词根是不可能的，如此等等。闪语元音的作用更是这样；印欧语也有同样严格的元音作用，尽管没有闪语的那么丰富。像希伯莱语的 dabar“话”，dbār-īm“许多话”，dībrē

-hem“他们的话”这样的对立会使人想起德语 Gast“客人”：Gaste“客人们”，fliessen“流”：floss“以前流”等等的对立。在这两个例子里，语法手段的产生是相同的，都是由盲目的演变引起的纯粹的语音变化；但是人们的心理紧抓住这些变化产生的交替，使它们具有语法意义，并通过偶然的语音演变所提供的模型进行类比，把它们传播开来。至于闪语的三个辅音的不变性只是近似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对这一点可以先验地确信无疑；而事实也证实这种看法。例如希伯莱语的词根'anāb-īm“人们”虽有我们所期待的三个辅音，但是它的单数'īs 却只有两个；这是一个更古老的三辅音的形式在语音上的缩减。此外，即使承认了这种准不变性，我们是否必须把它看作词根所固有的特征呢？不。那只表明闪语所遭迂的语音变化没有其他许多语言的那么厉害，辅音在这一群语言里保存得比别的语言好。可见这只是一种演化的语音的现象，而不是语法的、永恒的现象。所谓词根的不变性只意味着词根没有遭受到语音变化，如此而已；我们不能指天发誓说这些变化将来永远不会发生。一般地说，不管什么东西，凡是时间制成的，时间也能使它消失，或者使它发生变化。我们认识到，施来赫尔把语言看作一种具有自己的演变规律的有机体，这是违反事实的；但是，设想一个种族或民族集团的“精神”会不断地把语言引到某些确定的道路上来，我们毫不迟疑地仍然愿意把语言看成另一个意义上的有机体。我们刚才闯入我们这门科学的边缘领域进行探索，从那里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完全是消极的，但是因为符合本教程的基本思想，所以更加显得饶有趣味，那就是：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