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则：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oe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oeuf）,另一边却是 o-k-s(Ochs)。

符号的任意原则没有人反对。但是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真理派定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诚然，这些后果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同样清楚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顺便指出：等到符号学将来建立起来的时侯，它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例如哑剧──是否属于它管辖范围。假定它接纳这些自然的符号，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例如那些往往带有某种自然表情的礼节符号（试想一想汉人从前用三跪九叩拜见他们的皇帝）也仍然是依照一种规矩给定下来的。强制使用礼节符号的正是这种规矩，而不是符号的内在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它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学中的典范，尽管语言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

曾有人用象征一词来指语言符号，或者更确切地说，来指我们叫做能指的东西。我们不便接受这个词，恰恰就是由于我们的第一个原则。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象征法律的天平就不能随便用什么东西，例如一辆车，来代替。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将可以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最后，我们想指出，对这第一个原则的建立可有两种反对意见：

人们可能以拟声词为依据认为能指的选择并不都是任意的。但拟声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人们所设想的少得多。有些词，例如法语的 fouet“鞭子”或 glas“丧钟”可能以一种富有暗示的音响刺激某些人的耳朵；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它们的拉丁语形式（fouet 来自 fāgus“山毛榉”，glss 来自 classicum“一种喇叭的声音”），就足以看出它们原来并没有这种特征。它们当前的声音性质，或者无宁说，人们赋予它们的性质，其实是语音演变的一种偶然的结果。

至于真正的拟声词（象 glou—glou“火鸡的叫声或液体由瓶口流出的声

音”，tic—tac“嘀嗒”等等），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它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试比较法语的 ouaoua 和德语的 wauwau“汪汪”（狗犬声）。此外，它们一旦被引进语言，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他的词所经受的语音演变，形态演变等等的漩涡（试比较 pigeon“鸽子”，来自民间拉丁语的 pipiō，

后者是由一个拟声词派生的）：这显然可以证明，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某些特性，披上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

感叹词很接近于拟声词，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对意见，但是对于我们的论断并不更为危险。有人想把感叹词看作据说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是对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我们可以否认在所指和能指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方面，我们试把两种语言比较一下，就足以看到这些表达是多么彼此不同（例如德语的 au！“唉！”和法语的相当）。此外，我们知道，有许多感叹词起初都是一些有确定意义的词（试比较法语的 diable！（鬼=） “见鬼！”mordieu！“天哪”！=mort Dieu“上帝的死”，等等）。总而言之，拟声词和感叹词都是次要的，认为它们源出于象征，有一部分是可以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