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语音变化的原因

这些原因的探讨是语言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曾有人提出过好几种解释，没有一种是能够完全说明问题的。

Ⅰ.有人说，人种有一些素质预先划定了语音变化的方向。这里提出一个有关比较人类学的问题：发音器官是否会随人种而不同呢？不，并不比个人间的差异大多少。一个出生后就移居法国的黑人说的法语跟法国本地人所说的一样漂亮。此外，如果我们使用象“意大利人的发音器官”或者“日耳曼人的嘴不容许这么说”之类的说法，就会有危险把纯粹历史的事实变为永恒的特质。这种错误无异于用现在时表述语音现象。硬说伊奥尼亚人的发音器官不适宜于发长ā，所以把它变成ē，这跟说伊奥尼亚方言的ā“变成”ē是一样错误的。

伊奥尼亚人的发音器官对于发ā音并没有什么嫌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容许发这个音。所以这并不是什么人类学上的无能的问题，而是发音习惯改变的问题。同样，拉丁语一度不保留两个元音间的 s(*genesis→ generis“产生”），可是稍后又重新把它引了进来（试比较*rissus→rīsus “笑”）；这些变化并不表明拉丁人的发音器官有什么永恒的素质。

诚然，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语音现象有个一般的方向。现代法语复合元音的单元音化就是同一倾向的表现。但是我们在政治史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一般潮流，却从不怀疑它们的纯历史的特征，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人种的直接影响。

Ⅱ.往往有人把语音变化看作对土壤和气候情况的适应。某些北方的语言堆积着许多辅音，某些南方的语言更广泛地利用元音，因此它们地声音很和谐。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条件可能对语言有影响，但是仔细研究起来，问题却很复杂：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充满着辅音，而毗邻的拉普人和芬兰人的语言，元音却比意大利语还要多。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现代德语辅音的堆积，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晚近由于重音后元音的脱落而产生的；法国南部的某些方

言没有北部的法语那么厌恶辅音群，而塞尔维亚语和莫斯科的俄语却有一样多的辅音群，如此等等。

Ⅲ.有人援引省力律来加以解释，那就是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或者用比较方便的发音来代替困难的发音。这一观念，不管怎么说，很值得考察。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现象的原因，或者至少指出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探讨这种原因。省力律似乎可以解释某些情况：例如由塞音变擦音（拉丁语habēre→法语 avoir“有”），许多语言中大量结尾音节的脱落，同化现象

（例如ly→ll,*alyos→希腊语állos“别的”；tn→nn,*atnos→拉丁语 annus “年”），复合元音单元音化其实只是同化的一个变种等等。

不过，我们也可以举出一样多的恰恰相反的情况。例如，同音元音化相对，我们可以举出德语的īū，ǖ变成了 ei,au,eu。如果说斯拉夫语的ā,ē变成短音ǎ,ě是省力的结果那么德语的相反的现象（fǎter→Vāter“父亲”，gěben

→gē-ben“给 ”）就应该认为是费力的结果了。如果认为发浊音比清音容易

（试比较 opera→普罗旺斯语 obra“工作”），那么相反的就应该更加费劲，可是西班牙语的却变成了 x（试比较 hixo“儿子”，写作 hijo）日耳曼语的b，d，g 变成了 p，t，k。如果我们把送气消失（试比较印欧语*bherō→日耳曼语 beran）看作力量的减省，那么德语在原来没有送气的地方加上了送气

（Tanne“罗汉松”，Pute“火鸡”等等念成 Thanne,Phutet），又该么说呢？这些评论并不是想要反驳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我们很难为每

种语言规定什么音比较易发，什么音比较难发。如果就音长来说，短音化符合省力的原则，这固然是对的，那么，漫不经心的发音常落在长音上面，而短音却要求更多的注意，这同样也有道理。因此，假设有不同的素质，我们就可以从相同的观点举出两个相反的事实。同样，由 k 变为 t（试比较拉丁语 cēdere→意大利语 cedere“退让”），假如只考虑变化的两头，似乎是力量的增强；但是如果把演变的链条构拟出来，也许会得出不同的印象：k 由于与后面的元音发生同化变成了 k'，然后由 k'变成 ky,纠缠在 k'音中的两个要素明显地起了分化，发音并不变得更加困难，然后由ky 陆续变为ty,tx',ts, 处处都显得用力更小。

这里有一个广泛的研究要进行，这个研究要做得完备，必须既考虑到生理观点（发音问题），又考虑到心理观点（注意力问题）。

ⅠV.近年来有一个盛行一时的解释，把发音的变化归因于幼年时所受的语音教育。儿童要经过多次的摸索、尝试和纠正之后，才能发出他从周围的人所听到的声音；这里就是语音变化的萌芽。某些未经纠正的不正确的发音在个人方面获得胜利，在成长的一代中固定了下来。我们的孩子往往把发 k 发成 t，我们的语言在它们的历史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语音变化；但是另外有些变形却不是这样。例如在巴黎，有许多孩子用化的 1 发 fl'eur“ 花”， bl'anc“白”，意大利语的 florem 就是经过同样的过程变为 fl'ore，然后变为 fiore“花”的。

这些验证很值得注意，但是还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某一代人同意保存某些不正确的发音而排除另外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尽管它们都同样自然。实际上，他们对于不正确的发音的选择显然是纯粹任意的，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道理。此外，为什么某种现象这一次行得通，而在另一次却行不通呢？

这种看法也适用于上面提到的一切原因，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因能起作

用的话。气候的影响、民族的素质、省力的倾向都是永恒的或持久的原因；它们为什么总是交替地起作用，有时影响到音位系统的这一点，有时影响到音位系统的那一点呢？历史事件应该有一个决定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能说出在每种情况下，如果变化的一般原因久已存在，那么，它是由什么发动的呢？这就是最难解释的一点。

V.有时候，人们想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一般况去找一种决定的原因。语言所经历的各个时代，有些是多事之秋，于是有人企图把语言跟外部历史的动荡时期拉上关系，从而找出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语言的不稳定之间的联系；他们相信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般关于语言的结论应用于语音变化。例如，大家看到，拉丁语变为罗曼族诸语言的过程中，最严重的动荡就发生在非常混乱的入侵时代。为了避免误入歧途，我们应该紧据住以下两种区别：

（a)政治上的稳定和不稳定影响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这里面没有任何相互关系。当政治的平衡廷缓语言发展的时候，那是一种积极的，虽然是外部的原因，而具有相反效果的政治不稳定只能消极地起作用。一种语言的不变性，相对稳固性，可能来自语言外部事实（宫廷、学校、科学院、文字等等的影响），这些事实又会因社会和政治上的平衡而获得积极的维护。相反，如果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地进程。拉丁语在古典时代的稳固不变是由于一些外部事实的结果，不能跟它后来遭受的变化相比，因为这些变化是由于缺少某些外部条件而自发生的。

(b)这里讨论的只是语音现象，不是语言的名种变更。我们要知道，语法变化正是这种原因产生的；语法事实总在某一方面跟思想有关联，而且比较容易受到外部骚动的反响，这些骚动对于人们的心理有更直接的反应。但是谁也无法承认，一种语言声音的急速发展会跟民族历史的动荡时代相符。

此外，我们举不出任何时代，哪怕是当语言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变状态的时代，语音是不发生变化的。

V1.也有人援用“先居民族的语言底层”的假设，认为有些变化是由于新来的民族并吞当地居民所说生的结果。例如 oc 语和 ol 语的差别就跟克勒特语土著成份在高卢两部分的不同比例相应。这一理论也曾被用来解释意大利语方言的分歧，把它们归结为各地区分别受过里古利亚语、埃特鲁斯克语等等的影响。但是这一假设首先必然以很少见的情况为依据。其次还是明确：那是不是说，以前的居民在采用新语言的时候，曾引进了自己的某些语音习惯呢？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相当自然的。但是假如再求助于种族等等无法估量的因素，那就会重新陷入上面所指出的漆黑一团。 VⅡ.最后一个解释

—不大值得叫做解释—把语音变化和风尚的变化看作一样东西。但是风尚的变化是什么，谁也没有解释过。大家只知道这种变化要取决于模仿规律，那是许多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可是这种解释尽管解决不了问题，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把这问题带进了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语音变化的原则纯粹是心理的。不过，模仿的出发点在哪里，这对于语音变化和风尚的变化来说都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