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类比创新是解释上发生变化的征兆

语言不断解释和分解给予自已的单位。但是解释怎么会常随世代而不同呢？

变化的原因必须到不断威胁着我们对某一语言状态的分析的大量因素中去寻找。这里试举出其中几个。

头一个而且最重要的因素是语音变化（参看第二章）。它使得某些分析暧味不明，另一些分析成为不可能；它改变分解的条件和结果，从而移动单位的界限并改变它们的性质。试参看上面 196 第页所说的 beta-hs 和 redo- lch 等复合词和第 216 页所说的印欧语的名词屈折变化。除语音事实以外， 还有粘合，我们下面再来讨论，其效果会把要素的结合缩减为一个单位。其次是虽在词之外，但可能改变对词的分析的各种情况。事实上，分析是大量比较的结果，所以很显然，它每时每刻都要取决于要素的联结环境。例如印欧语的最高级*swād-is-to-s 含有两个独立的后缀：一个是表示比较观念的

-is-（例如拉丁语的 mag-is“更大”），另一个是表明事物在系列中确定地位的-to-（试比较希腊语的 trí-to-s“第三”）。这两个后缀是互相粘合的

（试比较希腊语的 had-isto-s 或者无宁说 had-ist-os“可吃的”）。但是这种粘合又从一个与最高级无关的事实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以 is-结尾的比较级被废止使用，为以-jos 结尾的结构所代替；人们既认不出-is-是独立的要素，因此也就不再把它从-isto-中区分出来了。

顺便指出，这里有一个缩短词干要素，拉长构形要素的总趋势，尤其当词干要素以元音结尾的时候更加明显。例如拉丁语的后缀-tāt-(vēri-tāt-em “真理”代替了*vero-tāt-em，试比较希腊语的 deinó-tēt-a）夺取了词干中的 i，因此把它分析成 vēr-itāt-em；同样，Rōmā-nus“罗马人”，Albā- nus“阿尔巴尼亚人”（试比较 aēnus 代替了*aes-no-s）变成了 Rōm-ānus等等。

然而，不管这些解释的改变来自何方，它们总要通过类比形式的出现而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说话者在某个时期感觉到的活的单位能够单独产生类比的形成，那么，反过来，单位的每次确定的分布也就意味着它们的使用可能扩大。因此类比完全可以证明某个构形要素确实作为有意义的单位存在于某个时期。merīdiōnālis“南方”（拉克唐提乌士）代替了 merīdiālis，说明当时的划分是 septentri-ōnālis“北方”和 regi-ōnālis“地区”。我们只要引 celer-itātem“速度”这个词，就可以证明后缀-tat-从词干中借来要素 i 而扩充了自己。由 pāg-us“农村”构成的 pāg-ānus“村民”，足以证明拉丁人从前是这样分析 Rōm-ānus“罗马人”的。sterblich“死的”是用动词词根构成的，这个词的存在可以证实 redlich“诚恳的”的分析（第196 页），如此等等。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例子可以表明类比怎样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制造新单位。在现代法语里，人们把 somnolent“睡态朦胧”分析成 somnol-ent，仿佛是个现在分词；依据是法语有 somnoler“昏昏欲睡”这个动词。但是在拉丁语里，人们把它切成 somno-lentus，正如 succu-lentus“多汁的”等等一样。在那以前更把它切成 somn-olentus“有睡味的”，来自 olēre“气味”，如 vin-olentus“有酒味的”。

所以类比的最明显、最重要的效果就是用一些比较正常的由活的要素构成的形式代替旧有的、不规则的和陈腐的形式。

毫无疑问，事情不会总是这样简单：语言的效能常贯穿着无限的犹豫， 无限的差不多，无限的半分析。在任何时侯，语言都不会有完全固定的单位系统。我们在上面第 216 页所说的和*pod“脚”相对的*ekwos“马”的屈折变化就是例子。这些不完全的分析有时就会引起类比创造的混乱。我们可以从印欧语的*geus-etai，*gus-tos，*gus-tis 这些形式中分出一个词根geus-，gus-“尝味”。但是在希腊语里，两个元音间的 s 脱落了，于是对geúomai,geustós 的分析就受到了扰乱；结果弄得游移不定，有时分出geus-，有时分出 geu。类比也可以证明这种摇摆不定，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些以 eu-结尾的词根也带上了这个结尾的 s（例如 pneu-,pneama，形容词pneus-tós)。

但是即使在这些摸索中，类比还是对语言发挥效能。它本身虽不是演化的事实，但是每时每刻都反映着语言体制中发生的变化，用新的结合认可这些变化。它和一切不断改变语言结构的力量进行有效的合作，正因为如此，

它是演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