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

指出了类比不是什么之后,如果我们从正面去进行研究,那么马上可以看到它的原则简直跟一般语言创造的原则没有什么分别。什么原则呢?

类比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但是这不足以把它跟语音现象区别开来,因为语音现象也可以看作属于心理方面的(参看第 211 页)。我们还要进一步说类比是语法方面的:要我们意识和理解到各形式间的关系。观念在语音现象里没有什么作用,但是类比却必须有观念参与其事。在拉丁语的两个元音间的 s 变为 r 的过程中(试比较 honōsem→honōrem),我们看不到它跟其他形式的比较,也看不到词的意义参与其间:那是 honōsem 这个形式的尸体变成了 honōrem。相反,为了理解怎样在 homōs 面前出现 honor,却必须求助于其他形式,如下面的四项比例式所表明的:

ōrātōrem:ōrātor=honōrem:x x=honor

要是人们不在心中把组成这结合的各个形式按照它们的意义联结起来, 那么这结合就决不会出现。

因此,在类比中,一切都是语法的;但是我们要马上补充一句:作为类比结果的创造,首先只能是属于言语的;它是孤立的说话者的偶然产物。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和语言的边缘寻找这种现象。但是必须区别开两样东西:(1)对各个能产形式间相互关系的理解;(2)比较所提示的结果, 即说话者为了表达思想临时构成的形式。只有这个结果是属于言语的。

所以类比再一次教导我们要把语言和言语分开(参看第 40 页以下)。它

向我们表明,后者要依存于前者,而且指出了我们在第 180 页所描绘的语言机构的作用。在任何创造之前都应该对语言的宝库中所储存的材料作一番不自觉的比较,在这宝库中,各个能产的形式是按照它们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排列好了的。

所以类比现象一大部分是新形式出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连续不断的言语活动把提供给它的各个单位加以分解,它本身不仅含有按照习惯说话的一切可能性,而且含有类比构成的一切可能性。所以,认为只有在创造出现的瞬间才发生生产的过程,那是错误的;要素是现成的。临时构成的词,例如 in-décor-able“不可装饰的”,早已潜存于语言之中,它的全部要素都可以在比如 décor-er“装饰(动词)”,décor-ation“装饰(名词)”: pardonn-able“可以原谅”的,mani-able“易于管理的”:in-connu“不认识的”,in-sensé“没有理智的”等句段中找到。它在言语中的实现,跟构成它的可能性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类比就其本身来说,只是解释现象的一个方面,是识别单位以便随后加以利用的一般活动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说,它完全是语法的和共时的。

类比的这种性质有两点可以证实我们关于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看法(参看第 181 页以下):

  1. 词由于本身可分解的程度不同,产生其他词的相对能力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各个词按照这相对的能力加以分类。单纯词,按定义说,是非能产的(试比较 magasin“商店”,arbre“树”,racine“根”等等)。magasinier “店员”不是由 magasin 产生的,而是按照 prisonnier“监犯”:prison“监狱”等等的模型构成的。同样,emmagasiner“入栈”是按 emmailloter“裹以襁褓”,encadrer“镶以框架”encapuchonner“戴上风帽”等等的类比构成的,其中就包含着 maillot“襁褓”、cadre“框架”、capuchon“风帽” 等等。

所以每种语言都有能产的词和非能产的词,但是二者的比例不同。总括起来,又使我们回到第 184 页所作出的“词汇的”语言和“语法的”语言的区别。汉语的大多数的词都是不能分解的;相反,人造语言的词差不多都是可以分析的。世界语者有充分的自由根据某一词根构成新词。(2)我们在第227 页已经指出,任何类比创造都可以描绘成类似四项比例式的运算。人们往往用这个公式来解释现象本身,而我们却在分析和重建语言所提供的要素中探索了它的存在理由。

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冲突的。如果四项比例式的解释是充份的,何苦还要进行要素分析呢?为了构成 indécorable,我们没有必要抽出它的各个要素

(in-décor-able),只消把它整个放进方程式里就够了,例如: pardonner:inpardonnable 等等=décorer:x

x=indécorable.这样,我们就不必假定说话者方面要进行一种极象语法学家

的有意识的分析那样的复杂的运算。在按照 Gast:Gaste 的模型构成 Kranz: Krnze 这一例子里,分解似乎没有四项比例式那么接近真实,因为那模型的词干有时是 Gast-,有时是 Gast-;人们只消把 Gaste 的语音特点移到 Kranze 上面去就行了。

这些理论中哪一个是符合实际的呢?首先我们要注意 Kranz 并不一定要排除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词根和前缀中的交替(参看第 220 页),交替的感觉是大可以跟积极的分析同时并存的。

这两个相反的概念反映在两种不同的语法理论里。我们欧洲的语法是运用四项比例的;例如它们从整个词出发来解释德语过去的构成。人们对学生说:按照 setzen“安放”:setzte“安放(过去时)”的模型构成 lachen “笑”等等的过去时。相反,印度的语法却在某一章研究词根(setz-,lach- 等等),另一章研究词尾(-te 等等);它只举出一个个经过分析所得到的要素,人们必须把它们重新构成整个的词。在任何梵语词典里,动词都是按照词根所指示的顺序排列的。

语法理论家将按照每一语群中占优势的趋势,倾向于采用这种或那种方法。

古拉丁语似乎有利于采用分析的方法。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证据。fǎctus “事实”和āctus“动作”的音长是不同的,尽管也有 fǎciō“我做”和ǎgō “我行动”。我们假定āctus 是由*ǎgtos 变来的,而其中元音之所以延长是由于后面有一个浊音。这个假设在罗曼族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法语 dépit“怨恨”(=despěctus)和 toit“屋顶”(=tēctum)反映出 spěciō “我看”:spěctus“景象”与 těgō“我盖”:tēctus“屋顶”的对立:试比较 confǐciō“我完成”:confěctus“渍物”(法语 confit)与 rěgō“我校正”:rēctus“正确”(dirēctus→法语 droit“直的”)的对立。但是

*agtos,*tegtos,*regtos 并不是从印欧语继承下来的,印欧语一定是说*ǎ ktos,*těktos 等等。那是史前拉丁语把它们引进来的,尽管在清音之前发出浊音很困难。这要对 ag-,teg-等词根单位有很强烈的意识才能做到。可见古拉丁语对词的各种零件(词干、后缀等等)及其安排有高度的感觉。也许我们的现代语言已没有这样敏锐的感觉了,但是德语的感觉要比法语的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