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四”后的思想逆流和对封建思想的进一步批判

“五四”以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对某些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五四运动中，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沉重地打击了尊孔复古的封建顽固势力。

“五四”以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新思想的潮流汹涌澎湃。但是因为经济上政治上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封建复古思想还在顽固地同革命潮流相对抗。

一九一九年十月，总统徐世昌举行秋丁祀孔，北京政府下令各机关团体于孔丘生日放假庆祝。一九二○年三月，北京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发起组织经史学社，目的是抵制“异说”之传播。这一年徐世昌组织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五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修正

《褒扬条例施行细则》，经总统批准公布。该细则规定“义夫”、“义仆”、“节妇烈女”、“夫亡殉节者”，均在褒扬之列，竭力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

大量事实说明，“五四”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宣扬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还大有人在。但是简单的照老样子宣传封建纲常伦理，已很难发生效力了。因此中国反动势力需要一种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旧思想，来担任反对新思想维护旧制度的任务。五四时期中西文化问题受到深切的注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地主资产阶级攻击革命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保守的复古的封建主义者极力攻击抵制新思想。中西文化问题就在实际上产生了。这就是中学（旧学）西学（新学）之争。大约在清末民初，有人明确

地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问题。前期的《新青年》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宗旨，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因此被攻击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发出了西方文明破产和用中国文化挽救西方文化危机的呼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乘机大唱中国文化优越论，用它作为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在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到欧洲游历了一趟，听到不少关于欧洲文明破产的说法。回国以后，于一九二○年三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长文

《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他认为， 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点，是“调剂”西方文化的良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用它去解救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中国人的责任。他说，要使中西文化“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用这个“新文化系统”去“超拔”破产的西方文明。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的责任不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发扬光大（当然也要加进一些西方文化），去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这样，输入西方进步文化就完全是多此一举了，在文化思想方面反封建的任务也就被否定了。

东方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按梁漱溟的说法，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条，即人类生活有三条路向：一是向前面要求，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而是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无入而不自得。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从根本上把问题取消。“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孔子的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双、调和、平衡、中，“一切之存在，都是如此”。这是“孔家的根本思想”。他推测世界未来文化要由第一个路向转变为第二个路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的路”就是“孔家的路”。他断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旧道德。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仍是一项严重而艰巨的任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李大钊在《新潮》二卷二号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道德变动与物质变动的关系。他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道德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的，因此“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 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有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 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一九二○年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又发表《由经济上解

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他指出：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文化思想也就不一样。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延续的是一种封建的经济制度，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而孔子学说则正是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表层构造”，其内容必然适应着“基础构造”的需要。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经济以至大家族制度便发生了动摇， 而这也就必然要引起思想、文化、道德的改变。他认为：“孔子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

李大钊的文章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却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并且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做了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