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方针的正式确定
中共“二大”在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通过了一项《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一议决案与中共“一大”做出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决议相比,是一个重要的改变。但这时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是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二大”召开前,一九二二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在荷属殖民地爪哇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在中国南方同国民党广泛接触的情况,曾提出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这个建议为中共中央所拒绝,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在“二大”召开后不久,八月下旬,当马林再次来华到达上海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杭州(西
① 〔苏〕达林:《中国回忆录》,第一二六页。
②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③ 李大钊:《狱中自述》。
④ 《政治周报》第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月出版。
① 《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湖)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全体中央委员五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马林和张太雷。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又一个重要转变。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①这个决议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行。但是,它过分肯定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估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 特别是对陈独秀发生了重要影响。马林还曾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右倾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②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它使党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③因而加快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步伐。
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发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提出:在中国进行反帝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要反对国民党“与军阀的军事勾结”。④这些指示是对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补充和某些错误观点的纠正。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等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余人。大会主要议程是进一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此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是要不要加入,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会议最后肯定了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
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决议还指出:在实现国共合作和党员加入国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六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四二、四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四二、四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八——八十页。
民党以后,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大规模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宣传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真正拥护劳动阶级的利益。必须防止国民党政治上的妥协倾向。要从工人团体中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以扩大党的组织。要建立在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的全国总工会,竭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
大会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纲党章,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议决案。会议改选了中央委员会,新选出中央委员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五人,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从而促进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迎接革命的大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但是,这次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以及革命军队问题,没有提出或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一方面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 但又错误地认为:“中国处于现实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 因之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一个大群众的党”。大会批评了国民党“依赖外力”等错误观念;但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注意了政权问题,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但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政权的问题。大会认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但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办法。大会批判了国民党专力军事, 忽视民众运动的错误观念,认为“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但是没有注意革命军队问题,更没有提出共产党要抓军事的问题。这些都是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
“三大”的正确决定和不足之处,都对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二大”,通过了与中共“三大”相应的决议,决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