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调整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一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由于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英美派地主买办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在逐渐地发生着某种变化。

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发表所谓“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部；（二）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 中日共同防共。并宣称中国政府“对以上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对此，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说：日方所说“对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殊非事实”。三月，中日就调整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中方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之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 亦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这次会谈未获得任何具体结果。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增兵华北，国民党政府曾令驻日大使向日本提出抗议。同时，对侵华日军在华北包庇走私浪人，破坏海关缉私，国民党政府也曾多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

七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这里，蒋介石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但他又说：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间，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强设领事馆，愤而击毙两个日本人）和“北海事件”（日本人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等事件。九月，中日两国再次举行谈判。日本方面不仅要求解决上述事件，而且强迫国民党政府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实行共同防共，华北经济提携和减低关税等，以此作为“对调整邦交具体表示诚意之确实证据”。对此，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谈判无进展。十月，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表示，解决中日间悬案的谈判，欲求实际上之进步已不可能。他向日本外务省报告称：近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提案之态度已因其国内外之形势转趋强硬。至十二月三日，会谈不欢而散，中日交涉停顿。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对南京国民党政府一面保持隶属关系， 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掌握。宋哲元对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重大问题推给南京政府去解

① 见《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八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决。而日本方面，一面支持冀东汉奸政权，一面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抓住不放， 不断施加压力，力图通过控制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日本政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对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 正式把分离华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作为国策，规定“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通过宋哲元来进行，“逐步实现实质性自治，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纲要还决定把“华北工作”完全交给华北驻屯军负责。根据这个纲要的要求，日方多次派人访晤宋哲元，要求扩大冀察“自治程度”， 逐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宋也曾亲自到天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会谈。他在某些问题上向日方妥协让步，满足日方扩大冀察“自治程度”的要求。但宋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不同意，因此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三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宋哲元与其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对此外国通讯社有过透露，但宋哲元不敢承认。第二十九军的一部分将领反对屈服于日方压力， 国民党中央警告宋哲元不得削弱中央政府在冀察的权力和地位。五月，日本借口“共同防共”，大量增兵华北。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大示威，抗议日本增兵。日方要求取缔。宋哲元表示学生行动没有越轨，不便取缔。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在丰台无理寻衅，同当地驻军发生冲突。九月十八日，双方又发生冲突。宋哲元屈服于日军压力，下令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撤退。日军乘机占领丰台。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要求宋哲元答应建筑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开辟航空路线、收购华北棉花、输出长芦余盐等。对日方的要求，宋哲元先敷衍推诿，推诿不了就托辞得由南京批准，拖着不办。

此时，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不少人“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①他们要求和赞成同共产党重新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推动了国民党当权者对日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