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哲学上的争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更加深入。当时的文化革命战士们更自觉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他们力图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按指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①他们把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和宣传，看做一场新的大革命的“前奏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后的数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国外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底根本问题》、《思想起源论》、《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辩证法的唯物论》、

《史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等，连同国内编著的新哲学著作一起，达数十种之多。这些书广泛流行。辩证唯物主义还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一时间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风行全国。这样自然地引起资产阶级学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不安和反对。于是自一九三一年起三、四年间发生了关于新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张东荪发表《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一文，直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以后又写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一九三二年九月）、《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一九三三年九月）等文，着重反对辩证法。张东荪的意见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他认为，如果如辩证唯物论所说，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使我们产生感觉的就是物质，那么，“自来所有哲学家没有一个不承认有东西作用于我们的官觉之上”的。如此说来“就没有一个唯心论者”。这就是说，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次，他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天下万物也并非无不具有内在的矛盾。所谓奥伏赫变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上的变，时间上的变，与事物的变”。这种变实际上并不变。他武断地说辩证法是“过时的古董”。这样又完全否定了辩证法。第三，他认为哲学是不能有党派的。“哲学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思想自由。无自由思想即无哲学，使‘哲学’二字与‘党派’二字联

八二年九月版。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① 彭康：《前奏曲》，《叙言》及正文第一五二页，一九二九年六月版。

缀成一句，即等于取消哲学而只留党派。这种在党派之下的哲学虽名为哲学， 而其实并不是哲学”。随着张东荪的挑战，哲学界的论争也就开始了。

当这场争论正在进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国哲学界知名人士李石岑，本来服膺尼采哲学，这时转到辩证唯物主义阵营来了。他在一九三三年初发表了《未来的哲学》、《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二文，九月出版的《哲学概论》一书中写了《新唯物论》一编，阐述了他的新的哲学思想。他的文章和书籍正确地简明易懂地论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他说：“辩证法的对象是过程，过程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辩证法有三个基本法则，即矛盾统一律、量变质变律、否定的否定律。“就中矛盾统一律，又为基本的基本”。新唯物论认为自然界不是静的陈死的自然界。“自然的整一性就是它的物质性”。自然界的事物一方面形成，一方面便毁灭，这是由于自然界本身所含的内在的矛盾。“有矛盾之处必形成一种对立。有对立必有统一。但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乃是绝对的。整个的自然界只是统一和斗争的过程”。新唯物论认为认识与实践是相关联的。“认识随实践而发展，而扩大，但实践也随认识而发展， 而扩大，这是互为因果的”。他认为“未来的哲学必然的以新唯物论为主营”。新唯物论的哲学作为方法论的科学，“在现在和最近的未来，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发展”。

上述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但唯心主义者却因此而“为学术界前途担忧”，写文章批判《未来的哲学》。《论〈未来的哲学〉——新唯物论》是一篇代表作。它批判的不只是个别人，而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主要错误观点是：（一）认为现象与本体是分离的，因此不能由现象知本体；（二）认为“科学上之物质乃是概念”，反对世界的物质性；（三）认为“物之变化纯由外物的影响”，反对事物内在矛盾说。

当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首先起来并发表大量文章批判张东荪等人的， 是叛徒叶青及其他托派分子。他们暂时掩盖着叛徒反革命的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自居，以捍卫新唯物论和辩证法自任，以便欺世盗名。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伙政治骗子，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哲学，必然要暴露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貌。因此，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一方面批判张东荪等公开的辩证唯物论的敌人，另一方面批判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这种批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场批判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艾思奇写了《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抽象作用与辩证法》、《认识论上的问题》等书籍和论文，李达写了《社会学大纲》，邓云特写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还有其他不少主张新哲学的人写文章，参加这次斗争。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阐发了以下的重要哲学思想：

（一）关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问题。艾思奇认为：由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叫做感性认识。用理解力去了解，这种认识叫做理性认识。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做基础。实践则使人的主观和客观的世界相接触，即使主观和客观统一。总之，“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

（二）关于对立统一法则。一篇叫做《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说：“对立的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法则，而是解明一切现象都是对立的统一

着，同时也是解明每一个物体都在矛盾地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对立的统一是运动的唯一源泉。对立物的斗争是绝对的，而对立物的统一是相对的。研究对立的统一法则，必须要指示出矛盾的主导方面之意义来，更需要指示出每一个矛盾中的特质来”。①

（三）把新哲学的研究同民族解放的任务联系起来。新哲学是改变世界的指导，而它又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因此新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例如联合战线问题就必须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去考查。

但当时有的主张新哲学的人，也有某些错误，例如有人主张形式逻辑已完全被辩证逻辑所代替，声称“早已宣布了形式伦理学的死刑”。

① 李何明：《对立的统一》，《世界文化讲座》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