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中共“五大”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 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①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 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

① 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七六页。

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 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①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

汪精卫看。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①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 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②。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③， 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④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以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革命只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