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 抗日民主浪潮的持续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积极向华西进行新的侵略扩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军进犯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进行还击， 安德馨营全营三百人力战殉国。这是长城抗战的开始。但因孤军无援，没能抵住日本陆海空军的联合进攻。一月三日，山海关沦陷。

二月，日军纠合伪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当地守军二十万人， 望风而逃。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二百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日军先头部队仅百余人，在三月四日侵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三月九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决定张学良去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

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三月又进犯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以大刀与日军拼杀。冷口驻军商震部也奋起抵抗，坚守阵地。日军进犯喜峰口、冷口受挫后，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四月一日，日军占领石门寨， 冷口腹背受敌，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冷口。接着又撤出喜峰口。同时，古北口也失陷，中国军队撤至南天门防守。五月初，日军再次向滦东发动进攻，十一日夜日军强渡滦河，侵袭滦西。随后冀东二十余县均被日军侵占，南天门也失守。日军已控制长城各口和冀东，平津危急。

在大片国土丧失、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一心“剿共”，急于同日本妥协。五月三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并令黄郛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在北平与日方进行密谈，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式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

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 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 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寇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冀察和平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国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深重，使被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之下，这个宣言没有在实际上坚持的去作，而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

一九三三年一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华北的铁路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抗日。二月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求加紧抗日。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调集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捐献运动在全国各地又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工商界和海外华侨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宗教团体也开始行动起来。国民党军队若干将领“请缨抗日”， 虽然有人仅是表态，但有一部分人确有抗日愿望。国民党的部分地方组织， 各从其不同的目的出发，附和民众的要求，呼吁抗日。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各从不同的背景和各自的利益出发，指责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赞成抗日。

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提出：“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 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论绥靖》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 所可灭⋯⋯。欲言‘绥靖’，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之民主政治着手”。当日军侵占山海关时，王造时写了《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告》一文，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他说：“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何去何从，望政府其速自择”。①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天津

《益世报》社评说：我们主张，政府“处在两面夹攻形势中”，“应付方案既然不能双管齐下”，出路“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依我们的主张，此日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甚至一贯唱“低调”、向来主张中国“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的丁文江，这时也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我要

① 王造时：《荒谬集》，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①这些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的主张。当然，他们的情况复杂，立场观点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有的则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替国民党政府出谋献策。

国共两方如何相互妥协呢？王造时一九三三年二月写的《战的政策》一文提出了他的结束“国共内战”的条件。这就是：“共党（一）须交出红军， 让政府收编，调往前线；（二）须放弃阶级斗争政策，以期全国内部一致。政府（一）须相当容纳共产主义的政策，如平均财富，生产公有等；（二） 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共党及其他党派有和平公开参政的机会”。②资产阶级中间派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们提出的国共妥协条件，国民党不可能真正接受，由于它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主张抗日争取民主的浪潮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该同盟由宋庆龄等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间发起筹备，同年十二月成立。主席为宋庆龄，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杏佛。同盟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一九三三年一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同盟存在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如抗议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杀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抗议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营救陈独秀，营救牛兰夫妇等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其他二十多个进步团体在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立刻派全国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收复东北热河，保卫华北；立刻武装全部民众；保障民权，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抵制日货运动等。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当时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成分。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极端仇视，国民党特务给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寄恐吓信，把他们的名字列在“黑名单”里。在《社会新闻》等反动刊物上进行造谣诬蔑和人身攻击，甚至对同盟成员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庆龄寓所附近把杨杏佛暗杀。同盟的活动因蒋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无形中终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的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而“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纲领提出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五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这个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但在

①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② 王造时：《荒谬集》，第一四○——一四一页。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