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白区工作中，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拒绝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 采取了所谓“全线进攻”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赤色团体，如赤色工会、赤色济难会等。他们强调“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经常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结果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也被迫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就进一步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执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在二、三月间提出的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并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在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去专做政府工作。

为了推行“左”倾的错误政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或不赞成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党和红军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三三年二月，苏区中央局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苏区的巩固地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罗明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罗明及有关人员进行打击。接着， 又开展了对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当时是江西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也都是党和红军的重要干部。他们批评和反对苏区中央局推行“左” 倾冒险主义政策。因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纯粹防御路线”、“逃跑退却路线”、“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等帽子，遭到打击。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完全掌握了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 变本加厉地推行他们的错误政策。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他们忽视苏区的经济建设，片面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拚消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他们打击知识分子，说知识分

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他们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不要统一战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苏区造成了严重危害。

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和其它革命根据地得到大力贯彻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 蒋介石再次召开所谓“剿匪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是一方面继续以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另一方面更注重运用政治力量来摧毁根据地。同年六月，蒋介石派宋子文去美国，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棉麦贷款协定，加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经济力量。他还聘请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研究新的战法。这次“围剿”开始以前，敌人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 认为以前“每误于纵线进剿，而忽于平面之组织，孤军深入，动辄受其包围”， 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堡垒政策。这种办法就是：构筑碉堡与军队前进齐头并进，“务期星罗棋布”。“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①经过这些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九月，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方针，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在苏区周围筑起了三千多个碉堡，企图紧缩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红军面临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如果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的。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下，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当时敌人为了隔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向黎川进攻。但红军在洵口遭遇战获胜后，没有采取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而是到外线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法。“左”倾的领导人震惊于黎川一地之失，为了收复黎川，派兵到白区去打黎川以北的硝石，不胜， 再打其东南的资溪桥，又不胜。这时，他们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转而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阻止敌人的进攻，即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抽出进攻红军的主力去镇压。此时红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机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中央苏区之敌回援，既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采纳这样的正确意见，也拒绝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反而把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结果，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继续从北路和东路进攻红军。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是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发展的顶点。五中全会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无视“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的重大挫折，盲目地说什么“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 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

① 《剿匪部队协助民众构筑碉寨图说》，一九三三年六月颁布。

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这一次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战略战术上，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决定。这就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必不可免。

一九三四年初，红军在泰宁、建宁地区与敌人相持数月，因节节抗击不能取胜而被迫后撤。三月，敌主力向广昌推进。在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 英勇的红军战士虽然杀伤了三、四千敌人，但是由于战略的错误和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法，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广昌失守以后，红军又“分兵六路” 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在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十一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赣东北，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十二月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和七倍于己的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因叛徒告密而被俘。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名文。八月六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任弼时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八月十二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

（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指挥下，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和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

（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领导使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