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文艺的成就和文化思想上的争论一 新文学社团的涌现和新文学主张的提出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五四”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新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据统计，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文艺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艺刊物五十二种。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是由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圣陶）等十二人发起的，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出版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月刊等。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学团体，没有确定的纲领，成员的文艺思想也不一致。它的发起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②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①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共同的态度。他们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该会主要代表人物沈雁冰等人，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大力倡导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文坛上的复古派、颓废派、唯美派等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沈雁冰在一九二

○年以后发表了许多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文章。他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②“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③他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④

创造社是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的。一九二二年五月出版《创造》季刊，次年又出版《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初期的创造社成员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他们提倡灵感和天才，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⑤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文学家要“把住时代”， 有意识地以文艺来表现时代。对于“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 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认为打破虚伪的、罪孽与丑恶充斥的、使生命窒息的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⑥上述两种思想在创造社同时并存。他们的浪漫主义是富于反抗和叛逆精神的积极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

②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一七五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① 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第二○四页。

② 郎损（沈雁冰）：《社会背景与创作》，同上，第一八二页。

③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同上，第一八六页。

④ 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同上，第一九五页。

⑤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同上，第二三○页。

⑥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同上，第二一三——二一四页。

的文学新运动》，是这时期发生很大影响的重要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 他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悲惨境遇，认为在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文学事业也“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他大声疾呼：“我们要如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打破这毒龙的魔宫”。①郭沫若的文章，虽然在思想上仍属激进的民主主义，一些口号也嫌不够明确，但无疑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的前奏。

一九二三年左右，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文学的文章，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新诗人的棒喝》等文章中，批判了不问社会、脱离革命斗争、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指出文学应当成为“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最有效用的工具”。文学家应当：第一，必须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 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恽代英在

《文学与革命》、《八股？》等文章中，强调新文学必须“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他又指出，只有具有革命的思想感情，才能写出革命的文学。做一个革命的文学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此外，《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提出文学家应该抛去“锦绣之笔”，离开“诗人之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到“煤窿里”，“黑暗的隧道中”， 把工人的生活描写出来。它认为“现在还没有进煤窿的文学家”，是“文学家的耻辱”。

上述文艺主张尽管还很不成熟，但这些主张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力图引导文艺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这对于当时文学的发展和以后“革命文学”的提倡，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