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要求的进一步增长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大大缩小。在华北，日本通过武装走私，大量倾销日本商品，又大量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市场。例如，日本以各种方式掠夺华北的棉花，冀、鲁、晋三省生产的棉花几乎完全为日本所控制。这样就使中国自己的棉纺织工厂不能直接从华北农村得到原料供应，反而要高价从外国购买棉花，因此提高了棉纺织品的成本。加以日本纺织品大量走私，充斥市场，在日货的排挤下，中国的棉纺织厂大量倒闭。日本还在华北大量投资，排斥中国资本，并吞和掠夺中国的工厂，使面粉、卷烟、火柴等民族工业也都处在危机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不但使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大受打击，也影响到其它地区民族工业的生存。正因为民族的安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日益增长。华北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外交整个是消极被动。指责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在中国造成了‘爱国有罪’的局面”。他们发出“万般有罪，爱国无罪”①的呼声。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不到最后的时期是不便牺牲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便要抵抗等等空话很不满意，他们质问说：“甚么算是最后的时期，我以为沈阳失陷那是最后的时期了！⋯⋯你说现在还不到最后的时期， 那么最后的时期究竟是那里？”②他们表示“深愿舆论界一致奋起”，“赶快督促政府以全力对外”。③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 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政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