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王明的《两条路线》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是全会和全会以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因此,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未能得到纠正。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又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机会主义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一九三○年,王明(陈绍禹)等人陆续从苏联回国。王明因反对《新的
① 本目引文均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受到处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 王明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九、十月间王明写成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这个小册子在他们夺取党的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纲领作用。《两条路线》提出了如下错误观点: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即批评李立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因而没有能够更急迫地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王明认为这是李立三的右倾,是“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承认“第三派”或“中间营垒”的存在。他说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营垒,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说:“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这是王明从革命性质问题上给极“左”思想以理论上的解释。他指责李立三不反对资产阶级(事实并不如此),认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同李立三一样把反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因此王明强调宣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土地国有,要在工业农业方面“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要在经济政策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王明批评李立三在“左”的词句下,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是“‘左’表右里”。他抨击李立三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和意义,因而“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这样王明反右倾的气焰就更凶了。
他否定广大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努力,否定实际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说“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他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在小册子的末尾王明狂妄地提出: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无效。“根本改造党的领导”,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在全党“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这次会议,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把王明的错误观点写进了决议,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以“国际路线”作掩护,具有较多的马列主义词句的伪装,因此危害更大。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等人,并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了一直在白区坚持斗争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派夏曦至洪湖根据地,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接着又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开展“反右倾” 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
五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否认中间派别的存在,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红军工作中的“积极进攻”方针。强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发动罢工、罢业、罢操,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以纪念五卅运动。这个决议表明“左”倾机会主义已在实际工作中贯彻。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内还发生过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罗章龙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