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一九三六年十月,两广事件刚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飞到西安,压迫张杨继续“剿共”。同时,紧张地部署“剿共”军事,将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纷纷北调,在平汉路、陇海路一带集结数十万军队,待命向陕甘进发。还调动了一百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战场。

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十月十五日, 毛泽东发表谈话,声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主动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于十月三十一日,颁发对红军的总攻击令。红军多次退让,最后被迫应战。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这是结束国内战争的最后一仗。

十二月初,蒋介石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蒋调集的部

队纷纷开赴潼关,嫡系重要将领陈诚卫立煌等也陆续来到西安。战云笼罩了西北。蒋介石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进攻红军。中央军则在后面接应督促。如张杨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就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并借机搞掉张杨的军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对抗日青年进行逮捕和屠杀。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反对,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

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十二月七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蒋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至此,张学良只得硬干,准备实行“兵谏”。十二月八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抗日。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蒋介石听到消息,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制止,如学生不听,就派军警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劝阻学生回去。请愿学生向张悲愤陈词。张大受感动,当即保证,一定抗日,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十日和十一日两天,张杨加紧进行扣留蒋介石的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张杨下令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陈诚、卫立煌等十多人也被拘捕。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发出后,张杨又采取了若干重大军政措施。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种势力都从各自的国家或阶级、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事变作出不同的反应。

在国际:德、意、日帝国主义,是一向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的。特别是日本对事变更加关切,起初它得悉事变由主张抗日一派将领所发动,颇为惊恐。但又觉得既然蒋介石是亲英美的,未尝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扶植亲日派何应钦上台,更便利于它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它竭力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趁火打劫。十九日,日本外相约见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表示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一定强硬反对。日本政府一再声言,要南京政府不得做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并支持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与何应钦组织亲日的政府。英美早已不满日本得寸进尺地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它们非常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使它们在华的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害。所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以便维持住蒋介石的统治。它们看出张杨通电的中心是抗日问题,所以主张蒋和张杨妥协,反对南京政府讨伐张杨,并一再声言愿意进行调解。苏联在事变后,

《真理报》、《消息报》均发表社论和评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因此“切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但又说张杨的举动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 “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甚至怀疑有日本人的策动。

在国内: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有野心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力主“讨伐”。这一派的主张开始时占了优势。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南京政府决议

“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立即调派大批军队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扬言要轰炸西安。一些汉奸和伪军头目如李守信也发表通电,声言愿与南京合力讨伐张杨。一时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南京政府中以英美为后台并与蒋有密切关系的宋氏家族和孔祥熙等人,坚决反对何应钦等“讨伐派”的主张。他们认为“讨伐”西安,势必置蒋于死地。蒋介石一死,英美派就会失去重心,亲日派可能上台, 将严重损害英美派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当时,在南京的冯玉祥等,也主张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冯玉祥曾电劝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宋孔这一派的主张很快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上风,最后决定着手营救蒋介石。他们找到端纳(澳大利亚人)这个代表英美利益并先后作过蒋介石与张学良顾问的人,先飞西安进行试探。

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多数都不表示支持张杨。只有广西的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比较明确支持张杨,主张西安事件“用政治解决”。绥远抗战的领导人傅作义,也是支持张杨的。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曾表示支持张学良逼蒋抗日,但事变发生后,他却致电责问张杨,并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他掌握,想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宋哲元、韩复榘等表面拥护国民党中央,实际主张杀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中间阶级是一个“晴空的霹雳”。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大多数人谴责张杨,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 “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即恢复蒋先生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事变后,张杨部下将士和西安人民,多数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元凶。张杨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张自始就抱定主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杨却倾向于惩办蒋介石。由于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事变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的歧异,看到讨伐派气焰的嚣张,看到全国许多舆论的谴责,感到非常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因此,他们盼望中国共产党赶快派代表团来共商解决事变的办法。

当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传到陕北时,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兴奋极了。近十年来,蒋介石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不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人民恨之入骨,全国觉悟的群众和爱国军人也是一腔怒火。因此绝大多数人主张杀蒋。但不少人担心内战再来,也忧心忡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 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同时又根据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

大规模内战,“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为实现第二个前途,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 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目的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认为: 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十二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西安。代表团在西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西安谈判。经过两天谈判,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蒋介石被迫答应履行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 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但蒋介石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张杨同意了他的要求。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

二十五日,张学良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完全歪曲事实的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并背信弃义地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宣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保证实行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蒋介石必须做到他声明中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实行他在西安允诺的六项条件。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介石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介石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介石以去。毛泽东的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全国形势也迫使蒋介石不能再继续采取十年内战的反动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