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抗日民主思想运动的开展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文化思想上存在着一股相当大的反动逆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制人民大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极力推行愚民政策，热衷于封建文化的鼓吹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 主张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提倡迷信、崇佛、独断、盲从。同时，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役中国人民，也极力利用中国文化的封建糟粕，大肆宣扬纲常名教，大搞尊孔读经、旌表孝子、褒奖烈女，在它势力所及的地方建立佛寺和许多光怪陆离的佛教团体，用以麻痹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的斗志。上述情况，要求开展一个抗日民主的思想运动，以抗击文化思想上的逆流，推动整个抗日运动的深入开展。

同时，由于共产党“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文化思想界还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一些人站在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上，拒绝成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的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五九○——五九一页。

② 郭沫若：《国防·污地·炼狱》，《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三三八、三三九页。

③ 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三四九、三五一页。

①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三○、四三一页。

文化界的统一战线。这也需要开展一个思想界的统一战线运动，以适应党的策略方针的要求。

一九三六年秋，共产党人首先提出开展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启蒙运动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广泛的响应，很快形成了群众性的讨论。一九三七年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后，这一讨论达到了高潮。在北平，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以后，进步的文化人和救亡团体，到处讨论着怎样重新评价五四运动， 怎样批判地接受“五四”未完成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口号：“纪念‘五四’，要开展新启蒙运动”。在“五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北平的许多报刊都出了“五四”纪念特刊，对“五四”进行重新估计和阐发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和内容。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召开了许多纪念座谈会，热烈讨论提倡科学民主，反对迷信愚昧和封建思想等问题。五月中旬，吴承仕、张申府、张友渔、黄松龄等成立了专事研究和推动新启蒙运动的启蒙学会。

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攻击和诬蔑。五月二十日，反动教授杨立奎，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次日又通电全国声讨，接着又在各报上发表书面谈话，攻击新启蒙运动“反对礼教”，“狂悖荒谬”。

但是反动派不能阻挡进步潮流的前进。除少数反动文人以外，文化界的各派人物，尽管具体意见不同，但都认为目前有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运动的必要。汉夫、周扬、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征农等人经过集体讨论，写成

《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一文，这是一篇论述比较全面的纲领性文章。文章说：“为了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势力，都在一个大前提下，精诚的团结起来”。“思想界的团结，亦足以打破箝制，更可以迅速的肃清一切不利于民族的思想，启发民智，唤醒民众，早入真理和光明的大道”。文章认为思想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以民主主义为中心。反对公式主义和教义化，提倡认真研究的精神，开展思想的批判，反对思想自由的压迫”。开展这次思想运动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对参加这个思想运动的各思想不同的个人和派别，并不要求其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在讨论争辩中，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优点。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二） “批判应该是为了真理的追求”。批判的对象，应是对方的学理的真理性。批判的标准，要从是否有利于民族出发。（三）“在思想运动中反对封建， 是反对封建思想”。对于有这种思想但反对异族奴役的人，“应采取宽容态度”。

根据当时的讨论，关于当前思想运动的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个运动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自由主义或说是民主主义的，是理性主义的。开展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主主义的发扬，也是为了追求真理。后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指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传播和研究。因此主张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决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这一点，在文化思想界工作的共产党人，许多人是明确的。但也有人产生了模糊的认识。

这个思想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但又与五四运动不同。它的发生固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但又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它是由共产党人倡议，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为主导思想。这次思想运动的广泛开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不久全民抗战就爆发了。这样，思想运动就被抗战的政治军事

实际行动所代替。这个运动对宣传抗日、科学、民主，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