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反对西山会 议派的斗争

从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国共合作活动， 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又有猖狂反苏反共、公然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的出现。

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十余人麇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正式打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号。他们冒称“中央全会”，但实际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到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西山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通过了一系列反动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十二月，西山会议派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设立执行部。三月，又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伪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西山会议开幕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严厉驳斥在北京召开的这个非法会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湖北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通电，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反击右派的宣传。指出右派集团“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十二月，国民党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决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这个问题。

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听取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工运、农运、商运、妇运等多项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发表了大会宣言。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关于

达到后者的“必要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 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

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既抱定打倒帝国主义之目的，“故对于苏俄，以诚意与之合作”。大会关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指出：“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有利于工农运动的议案。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比国民党“一大”宣言更为明确，更前进了一步。 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大会作出“弹劾西山会议”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反动右派团体），“予以除名”；其他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 不可再误”的警告。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其中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戴季陶、李济深、林伯渠、李大钊、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恽代英等；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白云梯、毛泽东、王乐平、夏曦、邓演达、董用威（必武）、屈武、邓颖超、何应钦等。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国民党“二大”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坚持了革命的三大政策， 打击了右派，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右派人物仍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特别是蒋介石，由于他善于伪装革命，表示积极反对西山会议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职务），让他扩大了军事实权，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就为他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