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召开前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在汉口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确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 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约蒋介石。这次会议表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威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等参加了大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做了报告。报告把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以

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做了一个回顾，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又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 革命无力与敌人对抗取得胜利，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去，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陈独秀的意见是与鲍罗庭一致的。报告还讲到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但都没能给予明确具体的回答。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通过了接受该决议案的决议。大会并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做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决议案。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使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议决案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在三二○事件前后，“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北伐开始后，“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上海暴动期间，“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革命的“深入”与“扩大”， 不是对立的，“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

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否则，革命的地域就会丧失。到西北去的主张，是一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失败的情绪”，是“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大会设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讨论中提出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 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公有的和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农业公司及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

《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中包括：“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议决案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号召工人去当兵，以促使军队的革命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等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等十四人。上述中央委员中陈独秀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五大”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和政策。但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阶段，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在右倾错误还没有能解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尤其对于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这一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会议仍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参加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彼此意见冲突，加重了会上的意见分歧。“五大”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