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把握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

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和十二月先后在《向导》和

《前锋》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看法。陈独秀认为：“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做三部分：一是

“革命的资产阶级”，如“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 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或叫“官僚的资产阶级”，他们“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小工商业家”，他们“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又把资产阶级分做“官僚资产阶级”和“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两部分。关于工人阶级， 陈独秀认为它只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 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陈独秀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他所说的“知识阶级”的状况，认为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国民革命中起着“连锁”各阶级的作用，具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基于上述的分析，陈独秀得出结论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

主革命”。“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陈独秀的上述看法有的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根本不注意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陈独秀上述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提出的当时，就在党内受到反对和抵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曾提出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问题，并就这个问题与陈独秀等进行过争论。“三大”进行期间， 六月十五日，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这篇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而资产阶级则“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九月，瞿秋白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

（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又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因此，工人阶级“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以上认识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作用问题的最早阐述。以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连续发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等文章， 提出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他说：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 都站在主力的地位，⋯⋯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 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他批评了“许多社会运动家” 在“二七”惨案后对工人力量和工人运动丧失信心的右倾思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邓又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以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批评了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的观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他说： “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分析了各阶级的状况得出结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虽然邓中夏的文章也有片面性，他不知道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估计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的革命的一面，因而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但从共产党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缺点不是主要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上，有巨大的进步。这次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发动农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议决案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发动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四大”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工业资

产阶级两部分，认为前者“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后者也“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

“四大”以后，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瞿秋白、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后都有论述各阶级的文章发表，其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重要的一篇。

毛泽东的文章首先提出了正确区分敌友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就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细致的分析。

毛泽东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他们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抱“矛盾的态度”。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他们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种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 “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把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即右翼、中间、左翼三派，认为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 都值得大大注意”，革命高潮到来时，三部分人都可参加或附和革命。毛泽东指出：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其中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人员集中，经济地位低下， “特别能战斗”，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乡村雇农，在农民运动中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中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出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