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政府反动的土地法令梁漱溟的 “乡村建设”和晏阳初的“县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伟大斗争。这一场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引起地主买办阶级的坚决反对和仇恨。国民党政府在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竭力维护四大家族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一九三○ 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个所谓《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有三百九十七条之多。但它主要点是虚伪地宣称土地“属于国民全体”，而又把土地分为“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两类，以维护四大家族掠夺“公有土地”和地主阶级占有“私有土地”的利益。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组织“农村兴复委员会”，对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在被其占领的苏区实行反攻倒算，恢复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

① 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② 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③ 蒋介石：《公务人员训练的意义与政府财政经济建设的方针》，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提出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和“解决乡村问题” 的种种主张，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九三五年九月公布了一个《土地公有案办法大纲》， 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其要点是：“由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年满十八岁“向村公所呈领份地”，到五十八岁“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公债用什么还本呢？用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这就是所谓“土地村公有”。

阎的办法决不是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为了反共和反对民主革命。他自己说：“今日之土地私有，实为共产党露下一大空隙，也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办之势”。“土地问题解决，将共产党造乱的空隙弥补，将摧毁现社会的爆炸弹消除”。①“土地村公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

“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之后，有些进步人士对它做了正确的分析批判： 土地村公有，掌管土地的是村公所，但是“村公所是地主豪绅的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在实际上一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是用公债收买的。掌权的地主豪绅一定不会自己出钱去收买，而是用“劳动所得税”去偿还。这样，“实际负担公债的还是农村劳动大众，他们出了偌大的代价，方始领得份地耕种；然而这种份地却不是农民私有，而是村公有”。“农民出了钱没有得到土地，地主豪绅得了钱（收回债本），田地还留在他们手里”。②阎锡山玩弄的把戏就是如此。

阎的这一套办法并没有实行。他的办法里本来就说，“推行之初，耕农对省县地方负担，仍照旧征收田赋”。山西省的封建剥削方式一如既往。

梁漱溟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斗争。他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领导农民，⋯⋯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他叫嚷： “共产党闹的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代替才可以”，“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没有。”

梁漱溟在一九二八年开始提出“乡治”的主张，到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说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 人与人是“义务关系”、“情谊关系”。因为“中国社会是没有阶级的”， 所以“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他说“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为此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地主武装，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和封建的剥削制度，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他说：“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代替共产党”。①

① 《＜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的说明》，见一九三六年《申报年鉴》第九○二页。

② 《谈谈“土地村有”》，《大众生活》创刊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① 以上引文均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主张，得到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赞赏。一九三一年，他拿着国民党政府给的钱，在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在邹平以后又扩大到菏泽等三个专区，搞“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的大多数校长校董由当地豪绅担任。通过“乡农学校”把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一， 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实际上是建立地主豪绅掌握的地方武装。三是建立“合作社”，实际上是加强地主买办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梁漱溟所谓“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是不可能办到的空话。所谓“文化改造”，就是维护和恢复封建的腐朽的伦理道德。

晏阳初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城市里提倡识字运动。从一九三○年起，由识字运动转到“农村建设”，在河北定县搞所谓“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等人认为：“愚、穷、弱、私”“是中国目前的大患”，是“中国人的生活上的四种基本缺点”，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其根源是“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鼓吹用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复兴农村”，“复兴中国”。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①他们宣称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造人”②，“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③“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 那中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④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召开内政会议，晏阳初以“特骋专家”的资格出席。这次会议决定了各省设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于是，晏阳初原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名义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一变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之下的“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由晏阳初任院长，仍以定县为实验区，但改称“县政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说：“县政建设底意义是在学术和政治打成一片”，“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借，方得顺利推行”，“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

⑤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定县所搞的“县政建设”，把研究院和反动政权融为

一体，自县长以下的一切公务员都是研究院实验部的职员。他们把农民组织成所谓“公民服务团”，规定团员随时要接受特种训练，要严守纪律。他们抹杀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大力宣扬扫盲、卫生、改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法和改良家畜，试验新法制造火腿及熏肉等。这是用改良的办法反对农村革命。

①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②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

③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④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

⑤ 《平教工作概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