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继续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狂妄的声明， 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对于这样一个狂妄的《天羽声明》，国民党政府竟无半点抗议的表示，只是苦苦哀求和辩解，声称“中国与他国之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于军事项目，“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日本“殊不必有所过虑也”。①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七月正式通车。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五个税卡。一九三五年一月又恢复通邮。这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

一九三四年秋，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表。这篇文章向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他要中日两国当局对中日关系作一番“检讨”，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以致弄得双方“同归于尽”。他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是“根本的错误”。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何”。又说， 现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已绝不容当局不抵抗而屈服，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为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希望日本当局“不要为感情而牺牲理智”。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篇文章表明，蒋介石一面力求对日妥协，一面又希望日本当局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不要逼迫太甚。蒋介石竭力说明中日双方必须合作，好让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他也告诉日本当局，为了维持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他也不能允许日本无止境地侵占中国。这篇文章说出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态度。

① 《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外交评论》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 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党政府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和“增进邦交”。对此，蒋介石表示：广田演说“亦具诚意”，今后要以“敦友睦邻之道”“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二月，蒋介石派王宠惠去日本交换“亲善”意见。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五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使，以表示“调整邦交”的“诚意”。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敦睦邻邦令”，禁止中国人民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言论、组织抗日团体，“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从此以后，报纸刊物再不允许出现“抗日” 字样，只能以“抗×”来表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媚日外交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略中国的步伐。